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钟启东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1-8.

摘要 ( 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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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理论局限时指出，提出和回答人们怎样把宗教幻想“塞进自己头脑”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在开辟通往唯物主义世界观道路的同时，也提出了确立“真正批判的世界观”的哲学革命要求。正是基于这个中心问题，马克思通过从个别到一般、从副本到原本的意识形态批判，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革命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观念源于生活，意识形态观念源于生活矛盾和阶级斗争，“把观念装进头脑”是国家进行统治和个人委身于信仰的共同需要；但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能否真正进入头脑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个观念是否意识到了占主导地位的物质力量，在策略上则取决于同时意识到这个物质力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孰优孰劣。在此意义上，“把观念装进头脑”正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本身过程。马克思关于这个过程实质的规律性揭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核心观点与理论原则。

总体国家安全观赋能全球安全治理的逻辑与路向

刘远亮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9-18.

摘要 (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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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安全治理中通过积极探索而形成的全新安全理念，是适应全球安全变局的重大理念创新。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的国家安全观，实现了对西方既有安全理念的超越，不仅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提供基本遵循，对于全球安全治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深层次体现出一种全新的安全认知，它以总体性思维审视当今人类面临的安全问题，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出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等，凸显在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中的战略智慧，为打破“安全困境”进而解决诸多全球安全治理难题提供系统思路和可行方案。将总体国家安全观嵌入全球安全治理，引导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促进实现人类共同安全，需要我们不断完善参与机制，深度融入全球安全治理过程；着力搭建治理平台，为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提供重要支撑；注重发挥引领作用，体现大国在构建全球安全新秩序中的责任。

返本抑或生成：理学关于人性修证理论的两种路向

谷继明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19-26.

摘要 (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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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对于人的修证方向之论述可分两种：一种可归纳为“返本”，另一种可称作“生成”。“返本”路向以“复性”说为代表，不管是朱熹的“性理”，还是阳明的“本心”，皆提倡人在后天的努力中要恢复其初，与此相关联的比喻意象是宝珠、镜子、原初水、赤子等。王阳明已经把良知和气放在一起讲，但仍然关注最初本原。此路向的问题是：如果最初的性理至善无恶，气则有善有恶，如何保证性与气质的一贯性？王夫之看到了这种学说可能带来的问题，才在性气合说的基础上，强调性日生日成的特色，面向当下和未来；同时给恶的来源问题以合理的安顿。这与朱熹、阳明是十分不同的另一种“生成”路向，却又是从朱熹、阳明的人性论问题中发展出来的。

作为研究范式的道德历史人类学

周忠华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27-34.

摘要 (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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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历史人类学的“道德转向”，把人类学的实证分析方法和伦理学的价值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对社会道德生活或伦理文化作历史化考察，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道德历史人类学。这种转向，在研究内容上表现为通过众多的历史化或历史性的资料，从“道德”维度对社会生活进行分析；在分析路径上表现为从个体到族群、从结构到过程；在研究方式上表现为在“史”与“志”的互证中分析社会道德生活或伦理文化传统。从学科属性来说，道德历史人类学凸显社会道德生活或伦理文化的历史向度，强调社会道德生活史或伦理文化史的文化解释及其多元特征，强调社会记忆与社会道德生活史或伦理文化史的互动。从叙事框架来说，道德历史人类学主要是围绕人、神、文、地、产、景、史等要素对人的道德性和道德的主体性、德性的陶冶与养成、德性呈现的空间以及德性的社会建构过程进行叙事。因其学科特点和独特的叙事，道德历史人类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示范引领新文科跨学科发展，在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论争中实现超越，回应了以往忽略的时代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变革的五重向度

李雨燕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35-43.

摘要 (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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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正引领一场劳动领域的重大变革。（1）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资料，劳动资料智能化、虚拟化和无形化；劳动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并更具可开发性和拓展性；劳动者能力大大提高，发展潜力得以全面激发，劳动三要素全面升级。（2）人工智能促进了劳动形态的变革，智能劳动成为新的主要劳动形态，“非物质劳动”的占比不断扩大，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共同成为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源。（3）人工智能突破了传统劳动边界，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职业劳动与非职业劳动、生产与消费、劳动与娱乐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定。（4）人工智能深刻重塑劳动关系，促发人类工作体系变革，催生虚拟劳动关系，促进组织结构扁平化，开启了劳动关系新纪元。（5）人工智能不断冲击和重塑劳动价值观，引发关于价值创造主体的讨论，促发价值创造方式的变革，促进价值分配机制的调整。尽管人工智能大大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财富呈指数效应增大，但人的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核依然没有改变。今天，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对知识劳动、管理劳动、创新劳动与价值创造关系的研究，将数据等生产要素纳入分配体系，更好地增强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人工智能时代典型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推进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的创新发展。

“玩劳动”：数字时代劳动新异化及其扬弃——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

纪志耿, 黄维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44-53.

摘要 (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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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时代，万物皆互联，万物皆可玩，劳动与休闲的界限日益模糊，“玩劳动”深度嵌入社会生产生活过程，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普遍形态，也成为数字资本剥削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劳动实践，“玩劳动”是“玩工”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在数字平台娱乐过程中附加生成或主动创造数据产品的劳动新形态。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性透视“玩劳动”，其实质是资本逻辑主导下劳动者以自愿形式展开的产消合一的无偿劳动，呈现出从有形产品到数据产品、从他者剥削到自我剥削、从机器操控到精神奴役、从资本宰制到数据垄断的新变化。基于此，要实现对“玩劳动”的积极扬弃，必须变革生产关系，实现技术反哺，加强价值引导，以破除数字资本对人的无形枷锁，加强人对数字技术的善用善治，推动人向自我的全面复归。

论伟大事业的中国话语建构

张艳涛, 王婧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54-62.

摘要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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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事业”话语是中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学术之中国”“理论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之中国”的重要议题。作为当代中国新的话语表达，“伟大事业”话语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升华与实践总结，对于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彰显中国方案、展现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从话语建构的主要内容来看，“伟大事业”话语建构必须要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社会主义。加快建构“伟大事业”的中国话语，必须扎根中国社会的土壤，遵循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人民性与人类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注重政治话语、学理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协调发展，从而以中国特色话语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元话语构建及其国际传播

翦丹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63-71.

摘要 ( 64 )

PDF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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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话语的构建，本质在于对话语逻辑的主导、文明理念的塑造和价值影响的竞争。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了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时代坐标、以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价值旨归、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成果彰显、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未来发展的价值元话语，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禁锢，实现了从以霸权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类共同价值话语革新。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元话语，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走出人类价值对立的话语陷阱，再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叙事表达。这不仅可促进中国理念的世界传播，提升中国价值的国际影响力，增进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而且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时代主题，透视了世界发展的现实状况，为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提出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组团式帮扶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三重逻辑——以广东省H镇为考察对象

韩莹莹, 李科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72-84.

摘要 (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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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乡村发展战略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帮扶工作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包村帮扶单位派驻干部的单兵式帮扶，转向由多个帮扶单位组建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的组团式帮扶，帮扶重心从村提升至镇（乡），努力推动镇村协调发展。组团式帮扶在帮扶理念、帮扶目标、帮扶层级和帮扶主体构成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之所以能够成功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其背后蕴藏着互惠、嵌入和集成三重逻辑。其中，基于委托-代理的政治互惠、基于政绩共享的合作互惠、基于资源竞合的协同互惠和基于优势互补的利益互惠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内在动力；通过关系嵌入、人才嵌入和经济嵌入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综合资源；通过目标集成、政策集成和资源集成为乡村产业振兴集聚了发展合力。

乡村教育振兴的国家逻辑及其优化路径

邢振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85-98.

摘要 (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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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振兴的国家逻辑体现了国家在乡村教育振兴中的四重角色，即责任的担当者、方略的设计者、结构的治理者和体制的塑造者。这一逻辑的核心要义包括：引导乡村教育理性回归，构建乡村教育振兴的有效机制，探索乡村教育振兴的适宜路线，塑造乡村教育振兴的具体方式。在价值层面，乡村教育振兴的国家逻辑体现为巩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教育强国进程和践行公平正义使命。为优化乡村教育振兴的国家逻辑，需要融入乡村振兴时空场域，提升领导干部执政能力，激活社会力量协同培育，完善教师队伍建设制度，强化政府教育督导职能。乡村教育振兴的国家逻辑不仅涉及国家在乡村教育振兴中的多重角色和责任，而且强调了在实践中应关注的核心价值和优化路径。深入理解和实践乡村教育振兴的国家逻辑，对于推动乡村教育振兴，实现教育公平与社会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环境权利的本土化表达

方印, 李杰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99-113.

摘要 (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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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时代环境权利的本土化表达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科学观察视角的缺失导致新时代环境权利的本土化表达任务至今尚未完成，“新时代环境权利的本土化表达”命题的破解需要从“概念界定、角色定位、谱系构造、制度形塑”四个维度入手。概念论下，新时代环境权利是包含环境品质享有权、环境容量用益权、环境保护参与权及环境原权救济权等丰富内容的高度抽象的囊括性概念。角色论下，新时代环境权利是与传统民事权利既有高度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新型权利系统，其所属权利并非都可纳入人权范畴，且并非都可上升为宪法基本权利。谱系论下，新时代环境权利谱系有着基元谱系和变维谱系的多元面相。基元谱系为权利谱系的本相，变维谱系为权利谱系的变相。制度论下，新时代环境权利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的制度形塑，首先需从范畴上厘清哪些环境权利条款该纳入生态环境法典，其次得在内容上明白纳入生态环境法典的环境权利条款该作何种表达。

论环境司法的理性

郑牧民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114-123.

摘要 (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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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必须具备理性。环境司法的理性主要包括“政策理性”“法律理性”“智慧理性”。环境司法的基本精神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即需要具有高度的政策理性，体现出司法的政策特质；司法的法律性要求环境司法的实践必须严格遵循法律法规的规定，即具有严谨的法律理性；司法的个案性注重事实的差异性以及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与可识别性，在个案事实中追求公平正义，须践行公正的智慧理性。就其内在关系而言，法理与政理涵养环境司法的“灵魂”，政理与智理强健环境司法的“骨骼”，智理与法理训练环境司法的“技艺”。应综合认知和把握环境司法理性的有机融合与辩证统一，克服单一视角下对环境司法理性认知的局限与偏差。基于实践所需，我国的环境司法需进一步妥善处理司法能动的“政策理性”、衡平环境司法效能的“法律理性”、辩证规范环境司法的“智慧理性”。

统购统销背景下供销合作社对农村土特产的商品化开发————以湘西、湘南地区山苍子油产业开发为例

宋俭, 彭捷斐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124-134.

摘要 (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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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为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需要而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重要物资的计划收购和销售，统购统销在客观上限制了地方农副土特产业的发展。各地供销合作社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探索对统购统销计划外的三类物资采取商品化经营的方式，通过出售和出口，既为国家出口换汇作出了贡献，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生活，也为社队企业的发展积累了物质基础、生产经验和市场关系。湖南省供销合作社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湘西、湘南地区山苍子油商品化经营的探索不仅在计划经济时期将山苍子油开发成为湖南省出口创汇的重要特色商品，也为改革开放后进一步发展成为湖南省重要的乡村产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研究统购统销背景下湖南省供销合作社探索山苍子油商品化经营的背景、动因和工作成效及其对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发展的影响，对当前乡村产业振兴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情状体歧义与非完成体悖论的消解

白蓝, 杨稼辉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135-142.

摘要 (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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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完成体悖论是指完成动词短语与进行体共现时导致的逻辑悖论。从完成动词短语的情状体语义出发重新审视英语完成动词短语与进行体共现的表现，发现完成动词短语内部存在差异：一类可以和进行体共现，一类则不可以。研究进一步证明，前者只表达完成情状，后者则既可以表达完成情状，也可以表达活动情状；能够与进行体共现的完成动词短语具有情状体歧义，在与进行体共现时，它表达活动情状。因此，真正的完成动词短语并不会与进行体共现，非完成体悖论其实是不存在的。汉语表达完成情状的动词短语也不可以和进行体共现，这为非完成体悖论的不成立提供了跨语言证据。

乡村新节事活动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及价值——以黔东南自治州“村BA”“村超”为例

肖宪平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143-154.

摘要 (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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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新节事活动”是指结合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元素，旨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区凝聚与游客体验的一种创新型节庆或事件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保留并弘扬了乡村的农耕文化、民俗风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独特元素，还通过引入科技、艺术、教育、体育等多元化内容，赋予乡村以新的活力与魅力，对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村BA”和“村超”等乡村新节事活动以其创新性、经济性、文化性、社区性和体验性特点，从“弱连接”到“强连接”，推动不同地区之间的乡村文化交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从“嵌入”到“融入”，在乡村空间、经济与社会文化上多维互嵌互融，有效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从传统“惯习”到“新民俗”，既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又引领创新新型乡村流行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新的实践路径。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中，乡村新节事活动不但有效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更打破了乡村区域壁垒隔阂、增强了乡村社会凝聚力，同时传承创新优秀乡村文化、强化了村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并最终激发村民的民族自豪感、促进价值认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黄永玉荷花图的艺术空间构造

肖家墨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155-160.

摘要 (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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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有“荷痴”的雅号，极为喜爱且擅长画荷花。在荷花图中，黄永玉构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空间。首先，黄永玉画荷花是为了躲避世事烦扰与政治纠纷。基于“躲”的逻辑，黄永玉荷花图中的艺术空间与日常生活形成了疏离，审美性成为主导原则。其次，黄永玉的荷花图超越了个人的情感表达，具有一种民族寻根的指向。这一指向形成的基础是黄永玉荷花图中图像与文字的互动。图像与文字的互文性结构创造了独特的艺术空间，使黄永玉的荷花图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中成为独树一帜的存在。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总目次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161-162.

摘要 ( 57 )

PDF (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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