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李石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1-7.

摘要 ( 190 )

PDF ( 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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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国家中，民主制度主要体现为代议制民主。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参与公共事务，民意表达成为代议制民主制度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代议制民主能否成功，取决于真实的民意是否能得到表达。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民意表达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过去人民代表代为表达以及信访等途径，拓展为各种网络渠道：网页、微信、微博、短视频、公众号等都可能成为民意表达的工具。在新的媒体环境下，为了推进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可以尝试创新民主机制，以便更为快捷地了解和回应真实的民意。舆情是民众关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表现的总和。围绕社会事件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社会管理者产生的社会政治态度会激化社会矛盾，危及社会和谐。舆情虽然可能是民意的扭曲，但其中也反映出现实的社会问题，在制度设计中，应该将舆情应对与民主制度创新结合起来，具体说来，可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省、市、县各级人大常委下设立“舆情分析与对话”委员会，对舆情进行甄别，过滤出真实的民意，并责成相关的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解决舆情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助于及时了解和回应民意，加快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也能更好地应对舆情、解决人民生活的实际问题，增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观念与实体：论国家民族及其双重建构

于春洋, 周佳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8-17.

摘要 ( 186 )

PDF (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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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相伴而生，是取得国家形式的民族共同体。无论原生性民族国家还是模仿性民族国家，其国家民族的政治属性都并非自然产生，而是经历人为建构过程，即国家民族建构。国家民族建构包括民族观念塑造与民族实体整合两个面向，前者属于国家民族内核建构，旨在凝聚国族观念与价值共识，强化民族成员国家民族身份归属感与国家认同感；后者属于国家民族样态建构，其目的是通过民族国家对族际关系的协调，将国内存在文化差异的不同民族整合成为统一国家民族，培育国家认同主体的国民性。观念塑造与实体整合两个面向联系紧密、彼此嵌套、相辅相成，共同维系国家民族共同体。在现代民族国家内部民族结构呈现多族化特征的当代，探讨国家民族及其建构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个向度

令小雄, 袁健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18-29.

摘要 ( 176 )

PDF ( 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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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文化强国提供了理论引领和根本遵循，标志着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从生成向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两个结合”的赓续与创新，这一思想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紧密结合，是“两个结合”的重大创新成果。从理论向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根魂融通”和“体用贯通”的契合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价值向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在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中的基础性、内在性、先导性和持久性作用，倡导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创新中推动文化自信和文化繁荣，使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具有更深厚的文化价值底蕴、更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更深邃的精神内蕴。习近平文化思想从生成向度的“两个结合”、理论向度的“根魂统一”和价值向度的“守正创新”上提升了文化建设和文化强国战略新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新境界，必将开拓更为广阔的文化创新空间，推动文化思想的又一次解放。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的理论建构和原创性贡献

侯宪利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30-39.

摘要 ( 204 )

PDF ( 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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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以全新视野明确了网信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网络强国建设战略目标及原则要求、互联网发展治理国际主张和做好网信工作的基本方法，深化了我们党对信息时代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战略观统领下实现的网络治理系统观、网络规范法治观、网络安全辩证观、网络主体人民观和网络空间天下观有机统一的整体性理论建构，系统回答了网络强国建设“为什么做”“做成什么样”“以什么样方法做”“如何做”“为谁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信事业代表新的生产力”“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原创性理论观点或思想主张，在建设网络文明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中彰显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把党对网信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全新理论高度，为新时代我国网络强国建设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

金融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逻辑框架和关键突破

沈悦, 袁伟 , 程茂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40-51.

摘要 ( 170 )

PDF (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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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金融与科技关系密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金融支持。为此，应以各级政府部门和中央银行为行政主体，以金融机构、资本市场等为市场主体，重点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科研院所以及高等院校，通过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双向作用，发挥融资功能、风险管理功能以及信息揭示功能，实现四个面向的重大目标。针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高风险性与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天然对立，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融资门槛过高导致部分科技企业被挤出，科技保险发育不完善导致科技保险市场出现“供需双冷”以及科技担保体系不健全制约金融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问题，首先，应通过多元化金融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突破关键难题，提高金融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质量和效率；其次，要完善顶层设计，充分发挥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推动作用，探索金融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模式，建立健全风险保障机制，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顺利实施。

数据要素价值化：理论缘起、难点与对策

张妮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52-59.

摘要 ( 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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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作为关键性生产要素，其价值和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赋能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数据在“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的价值实现链条上，通过场景化使用，从低质量、碎片化的原始数据转变为进入社会化生产流通的数据要素，便能完成价值的动态增殖，实现从资源到资产、从资产到资本的转化。当前社会实践中，将数据要素资源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推进数据要素价值化链条的顺利实现，首先需要解决数据产权确权、数据流通与交易、数据资产价值评估、数据保护等重难点问题，可通过颁布清晰明确的连续性政策，解决数据价值化的重要基础问题，加快建立交易前价值评估与价格形成机制，探索形成数据融合应用体系等加快推进数据要素价值化进程。

迈向整体性智治：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基层治理转型

徐明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60-69.

摘要 ( 198 )

PDF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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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调适基层治理结构来化解基层治理难题，可以基于国家治理视域下政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演变，构建整体性治理理论分析框架，这将赋予基层治理现代化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意义。整体性治理以政党、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推动政党引领下纵向国家一体化和横向社会一体化，从而实现势能、效能与动能之间的均衡，维系“多维共治”的格局，展现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当代数字技术越发深入地渗透到公共治理的不同层面与诸多维度，基于数字技术势能，可驱动基层治理效能提升，进而以整体性智治塑造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径。党和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历程经历了改革开放前政党政治逻辑下的“单一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科层逻辑下的“党政统合治理”到新时代以来协同逻辑下的“整体性智治”。基于整体性视角的智慧治理有助于形成“政党有力、政府有为、社会有效”的“党政统合”多元共治和协同演进的高质量治理模式，并以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

数字技术时代教师负担的理性思辨与实践治理

彭青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70-78.

摘要 ( 172 )

PDF ( 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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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负担并非现代教育的产物，它伴随学校和专职教师的出现而出现，此后，随着社会环境和教学技术的变化而变化。在教育数字化发展趋势下，数字技术正深刻改变着教师负担形式。从“加速批判理论”和“路径依赖”的角度分析，长远来看，数字技术在从课前准备到效果评价的整个教学过程中都起着减轻教师负担、提升工作效率的作用。然而，尽管数字技术的应用促进了教育的变革和发展，也为教师提供了更多的教学资源和工具，但它并不能完全自主地减轻教师负担。对此，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数字化教学资源标准和管理规范，探索数字减负长效机制，协助教师提升数字技术能力。教师则应突破路径依赖，主动学习并运用数字新技术，同时不断提高数字技术的实践能力和管理能力。三者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形成合力，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教育实践中的支持作用。

碳中和立法的内在逻辑和体系化构造

康京涛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79-88.

摘要 ( 140 )

PDF ( 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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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立法应符合碳中和内在规律和法治的双重逻辑。一方面，碳中和立法要尊重和回应碳中和过程中的自然属性、技术路径以及内在规律，加强法律规范与碳中和技术规范、碳交易市场规范等碳中和内在规则的交互与融合；另一方面，碳中和对权力的科层分工结构、“分而治之”监管体系和“权利-权力”二元结构等产生冲击，因而，碳中和立法要在协调不同主体利益关系，平衡政府与市场、国内与国际关系等多重价值下推进法治革新。基于碳中和的“事实-规范”逻辑，碳中和需要进行体系化立法。碳中和立法的体系化包含形式意义上结构的体系化和实质意义上功能的体系化。结构的体系化即通过立改废释等方式，构建完整的碳中和立法框架；功能的体系化即将碳中和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功能以“原则-规则”为主线，配置给不同的法律法规，并与涉及的外部法律进行衔接。由此,碳中和立法才能支撑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双碳”目标与我国粮食法律制度的完善

曾晓昀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89-98.

摘要 ( 132 )

PDF (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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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粮食产业又是农业的基础。直面弱势产业的天然缺陷，发展气候智慧型粮食产业，法律手段必不可少。粮食法应当革新立法理念，将碳排放消减、碳运行平衡、碳吸收优化作为“双碳”目标要素，以生态良好为基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此同时，加强权利配置重组，促进环境权、食物权的法定化，实现环境权与食物权的有机统一。立足我国国情，结合《粮食安全保障法》，夯实立法理念、权利配置、治理模式等总则性规定，构筑三大制度体系：一是碳排放消减制度。强调源头处置，聚焦温室气体控排、降低能耗两大关键问题，促进节约减损。二是碳运行平衡制度。碳运行处于中间环节，应强化碳监测、碳追溯，积极推进碳市场交易。三是碳吸收优化制度。适用于末端治理，必须加快固碳增汇，促进碳循环利用，有效履行碳责任。回应“双碳”目标，完善粮食法律制度，是推进“双碳”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应有之义。

文学民族志：中国社会学家的乡土叙事——《金翼》与《茧》的文本进路

谷家荣, 罗明军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99-109.

摘要 ( 238 )

PDF ( 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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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林耀华和费孝通在青年时代各自基于自己家乡经验事实写成的乡土小说《金翼》和《茧》，首开中国社会人类学文学民族志新章，破解了长期困扰世界人类学学人的表述难题。林耀华和费孝通领创的文学民族志属于一种镜像社会事实的现实主义小说叙事方法。它以形而下的实在经验为基础，文本叙述见人见事，通过活着的人和进展的事精致陈述出一幕幕艺术实在，从而把“理”大广角地入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一书写范式由两个基本的要素构成：其一，类型学意义的生活原型。文学民族志文本所述的人物故事要能大致对接到真实的复数生活原型，它要求书写者从田野作业到文本书写过程都应该尽可能地坚守事实，以确保历史过往的真实本位。其二，依凭社会事实进行文学翻版。文学民族志的人物必须活在故事里，情节故事通过活着的人完整铺陈叙事，把板脸说理的学术行为转化为有命态的过程事件，把学术说理精巧地嵌入到有机的人与事之间，依随发生发展的人物故事本命来通明理论学理。这一叙事范式真正铸就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实质性推动了世界人类学的“他者”书写。

从技术依赖到平台隔离：数字时代青年群体孤独感的形成

刘瑀钒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110-121.

摘要 ( 498 )

PDF ( 6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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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转型、个体化进程加速的当下，青年人的孤独感问题已成为一种群体性的社会现象。从技术依赖到平台隔离，青年群体孤独感的形成与社交媒体使用密切相关：从个体层面看，青年人乐于从线上关系中获取情感慰藉，在日常性的技术陪伴下消解了对时间的序列化感知，被技术割裂的主体穿梭于虚拟与现实之间，生成情境性的技术依赖；从环境层面看，算法建构的数字平台异化了现实社会的交往形式，虚拟空间中的实践意义被平台隐没，青年人难以缔结深层次的情感纽带，加剧了原子化与人际隔离，平台无形中成为一种催生孤独的结构化力量。在数字时代，重返具身交往、强化平台公共性应成为解决青年群体孤独感问题的关键途径。一方面，要鼓励长期栖居在网络空间中的青年人走出离群索居的线上生活，在现实社会的具身交往中对抗算法的“强制性剥夺”，促发实践意义的产生；另一方面，需敦促数字平台进行公共性的塑造和强化，在商业利益与公共福祉的内生张力中寻求平衡，重唤青年群体的集体参与及公共对话意识，在平台化的价值引导中营造和谐共荣的社会氛围。

“双减”政策实施影响学生学业成绩吗？——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的Tukey多重比较检验

沈可, 张会晴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122-130.

摘要 ( 193 )

PDF (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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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对内规定作业时长，对外取缔培训机构。虽然“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减负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否会影响学生学业成绩也成为社会普遍关心和家长焦虑的问题。为探究“双减”政策是否会影响学生学业成绩以及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对湖南省资兴市30所小学2021年上学期至2022年上学期三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进行Tukey多重比较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双减”政策对四年级学生成绩产生显著消极影响，对五年级学生成绩产生显著积极影响；对副课成绩的影响显著高于主课成绩；对六年级学生成绩的影响显著低于其他年级。因此，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应加强对四年级学生记忆类学科的辅导，注重不同科目间的课时平衡，尤其应更加关注六年级学生的减压减负问题。

黑格尔总体性思想批判：从克尔凯郭尔到福柯

崔淑兰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131-138.

摘要 ( 261 )

PDF (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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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性思想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黑格尔总体性思想影响深远，后世哲学家如马克思、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的思想都带有明显的总体性色彩。黑格尔总体性思想在其庞大的体系下遮蔽了诸多的问题，例如对于活生生的个体的思考，对于异化、断裂、差异、偶然性、缝隙、破碎等的思考。克尔凯郭尔与尼采紧紧抓住活生生的具有差异的个体，展开对黑格尔总体性思想的反思。福柯则抓住异化、断裂、差异、偶然性、缝隙、破碎展开对黑格尔总体性思想的批判。从克尔凯郭尔的反思到福柯的批判，可以说从另一个维度丰富了黑格尔的思想。告而不别黑格尔，以批判的态度认真对待黑格尔留下的巨大思想遗产，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认真清理黑格尔哲学遗产并厘清这一遗产在后世的演变，是我们回到真正的黑格尔哲学必须要做的工作。

重复仲裁司法审查的实践困境与修正路径

张健祯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139-149.

摘要 (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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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实践中，重复仲裁司法审查的困境在于：过于原则化的“一裁终局”规范及其异化适用以及“一案一庭”制度，使得重复仲裁存在司法审查的必要性；以“仲裁当事人相同”“仲裁标的相同”为识别要素的现行重复仲裁识别标准能够被当事人采取措施刻意规避，重复仲裁的识别效果不尽如人意；以“程序监督论”为底色的程序性司法审查在应对复杂案情时难以满足实践需要，司法审查程序或将流于形式。为增强重复仲裁司法审查的实效性，应在仲裁法中强化该程序的立法表达：增设仲裁“一事不再理”规范，结束“一裁终局”与仲裁“一事不再理”概念混用的混乱局面；为遏制当事人恶意规避审查，应致力于建构以仲裁请求与原因事实为核心的重复仲裁识别新标准，弱化司法对仲裁“有限审查原则”的约束，以“款”的方式例外性地规定重复仲裁实体性司法审查；将重复仲裁规定为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之一，终结以“无权仲裁”“违反法定程序”或者“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否定重复裁决效力的争议，形成以仲裁“一事不再理”规范为总纲，以重复仲裁识别规范和重复裁决撤销规范为细则的仲裁“一事不再理”制度。

鸣鼓连腰以歌：湘西毛古斯的“形”与“神”——基于湘西土碧村的舞蹈民族志考察

郭芯源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150-160.

摘要 ( 146 )

PDF (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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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具有丰富的内在元素和外在表现形式，兼备文化表征、社会记忆、民族认同等诸多功能。湘西毛古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土家族人的社会记忆和精神气质。作为某一特定时间内不可或缺的一项仪式活动，它通过象征符号呈现社会和文化田野场景。在认识和阐释毛古斯的方法路径上，舞蹈民族志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一方面，舞蹈民族志的“浅描”重在客观真实描绘毛古斯的“形”，包括舞蹈场地、民族主体、动作、音乐、场景等外在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舞蹈民族志的“深描”在于深入阐释毛古斯的“神”，包括舞蹈的象征意义、社会连接、价值观念、国家归属感和社会凝聚力等内在要素。通过“形”“神”兼备的描绘与阐释，我们方能深刻理解湘西毛古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表达和社会互动媒介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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