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姚修杰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1-8.

摘要 ( 2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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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统部署，这既是对党领导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从理论内涵层面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党的领导”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首要原则，将“人民至上”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懈追求，将“两个结合”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先导，将“守正创新”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锁匙，将“对外开放”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构成了一个具有严谨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发展了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内容体系，并将其推向了新的高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指明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路径，深刻回答了改革“为了谁、依靠谁、造福谁”这一根本问题，凝聚了全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路径选择，拓展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全新视野，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实践方略

裴广一, 王菲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9-20.

摘要 ( 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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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兼顾“质”与“量”的双重目标。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策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战略需求。从生成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质”与“量”思想为其提供了根本理论支撑，新中国历来的经济发展“质”与“量”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历史遵循，习近平新时代经济发展“质”与“量”思想为其提供了科学实践要求。从科学内涵来看，确定质量指标、弥补质量短板、注重创新和技术升级是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的关键所在；不同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经济量的合理增长更加注重平衡发展、可持续增长、改善收入分配和消除社会不平等。从实践方略来看，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保障，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战略支撑，统筹推进经济发展提质增量的有机统一。

法律大模型构建的模式选择和实践路径

李鑫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21-36.

摘要 ( 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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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的发展先后经历了总结推理规则的“推理期”、构建专家知识的“知识期”和运用机器学习的“学习期”，现在已经进入法律大模型构建的“大模型期”。法律大模型构建一般以通用大模型为底座，构建模式主要有通用大模型微调模式与专家知识库增强模式，两种构建模式在数据准备、算力资源、训练过程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已纷纷投入法律垂直领域大模型构建的探索实践，但受到数据质量偏低、法律知识不全、算法解释困难、提示工程缺失等问题的限制，法律大模型的研究和应用尚未达到预期效果。在构建法律大模型时，应充分考虑模型开源程度、训练参数量、领域相关性、服务模式、应用场景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通用大模型作为模型底座，然后按照法律数据、法律知识、指令工程、结果评估等四个关键步骤提升模型效果，在几大核心业务场景的应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和反馈法律大模型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持续调整和优化。

元宇宙背景下数据互联互通的理论难题与解决路径

周瑞珏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37-48.

摘要 (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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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作为互联网未来的技术形态，具有更深层次的开放互联特征。元宇宙通过整合虚拟现实、数字孪生、区块链等信息技术，能够在办公、演出、旅游、游戏等应用场景提供虚实结合的服务体验。实现这一技术目标的关键环节在于社会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但是数据权属不明、收益归属不明、安全风险难控制等问题阻碍数据资源的流动与整合。从数据关系理论来看，数据的经济价值来源除了数据本身包括的信息内容之外，还包括数据与数据之间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在权益层面分别对应个体性权益与群体性权益两种类型。不同的权益类型意味着不同的保护模式与治理路径，需要从数据格式的可用标准、群体性数据使用规则、公私数据共同收益规则以及特殊的数据安全评估四个层面实现数据互联互通的治理效果。

劳动就业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

陈仁兴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49-58.

摘要 ( 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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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就业政策与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新质生产力与劳动就业政策之间存在一种互嵌式关系，新质生产力对劳动就业政策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和新挑战，劳动就业政策需要在回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与完善。劳动就业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领域包括劳动保护、失业保险、公共就业服务、职业培训等，在保障劳动者权益、提升就业质量以及促进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然而，现有劳动就业政策在回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方面存在滞后性，不同政策子系统未能主动适应与调整。具体来看，劳动就业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劳动保护政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不足，失业保险政策的促就业功能乏力，公共就业服务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以及就业培训内容滞后等。因此，通过调整劳动保护政策方向，局部重塑失业保险政策，建立劳动力需求为导向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重构劳动力培养为核心的就业培训政策设计，实现劳动就业政策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的有效互动，从而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型举国体制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国模式和机制创新

刘典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59-70.

摘要 ( 328 )

PDF ( 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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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举国体制可通过整合型创新生态机制、动态反馈与持续迭代机制、开拓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有效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整合型创新生态机制强调政府引导、产学研用协同合作和市场机制的高效利用，从而构建一个协同高效、资源共享的创新环境，推动技术扩散和应用。动态反馈与持续迭代机制可通过快速响应市场反馈、实施灵活的研发策略、鼓励快速试错和持续学习，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并以此推动中国创新体系从技术扩散和应用导向向持续迭代导向转变。开拓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可通过国内市场的深度开发和国际市场的积极拓展，增强国内经济的自主性和韧性，同时促进中国与全球市场的深度融合。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寻求国际合作和技术交流，以及利用跨国公司和海外投资推广国家品牌和技术产品，可提升中国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双向开放和全球竞争策略有望进一步提升国家的全球竞争力，并为全球创新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总体来看，新型举国体制融合双元驱动型和闭环创新型的特点，可实现从技术扩散和应用导向向持续迭代导向的转变。通过整合国内外资源、优化创新环境、促进开放合作，新型举国体制有望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全球创新体系提供新的动力和方向。

生态环境“首违不罚”的规制逻辑及困局破解

李爱年, 万知涵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71-81.

摘要 ( 356 )

PDF ( 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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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1款明文规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学理上将其概括为“首违不罚”制度。为优化营商环境，贯彻生态保护优先理念，生态环境部2023年修改的《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明确将“首违不罚”制度引入生态环境领域。作为缓解行政处罚重罚化趋向的新型制度创新，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在优化环境治理方式上具有显著优势。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制逻辑，包括以静态内涵、动态适用为主要特征的规范逻辑，以激励性预防为主体、威慑性预防为保障的实践逻辑。与之对应，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存在规范结构上的“前宽后窄”式缺陷，实践运行中威慑性预防效果不佳、激励性预防效果被俘获等困局。对此，有必要结合其规制逻辑及适用困局设置具有实操性、针对性的因应之策：一方面应以要件裁量基准、效果裁量构造为抓手，优化生态环境“首违不罚”的规范适用体系；另一方面，宜以生态环境领域多元责任体系、涉事企业内部管理型规制为切口，补强生态环境“首违不罚”的实践运行效果。

污染环境罪法益的嬗变与认定

刘霜, 张尊仆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82-91.

摘要 ( 219 )

PDF (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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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益的释明是解决当前污染环境犯罪认定模糊性之关键所在。以数次环境犯罪刑法修正为依归，污染环境罪法益呈现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纯生态学法益论、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为梯度的理论观念嬗变。相较前两种法益理论，尽管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更具说服力，但其在二元主体内部如何处理人的生存发展权与生态环境法益的关系，且能否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相融仍存疑问。因此，为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顺利进行，需要在内部结构和外在方式两个侧面建构诠释污染环境罪法益。在内部结构上，应厘清人的生存发展权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的位阶比例关系，通过明确污染环境罪法益的可修复性从而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相协调。在法益保护的外在方式上，应发挥法益理论的解释功能，指导污染环境罪行为方式、行为对象、既未遂形态以及因果关系的认定，以此建构污染环境罪法益。

微罪附随后果的性质归属与改造进路

李长友, 仲家乐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92-104.

摘要 ( 234 )

PDF (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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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罪是最高刑为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既包括最高法定刑为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也包括宣告刑为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我国微罪附随后果具有复杂混合属性，体系庞杂散乱的同时违背了责任自负原则，歧视性职业限制内容违反了平等原则，同时微罪罪犯回归社会亦面临重重阻碍。应以作用主体为联结点区分微罪直接性附随后果与微罪间接性附随后果。前者应当在规范层面明确微罪概念并谨慎增设微罪，实现刑法内资格刑体系与刑法外资格类限制的协调，并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后者应以禁止适用为原则，允许适用为例外，在构建微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同时加大个人信息保护力度，加强社会价值正向引导，完善相应救济措施，在刑法内外双轨并行下实现微罪附随后果的改造。

民营经济的刑法保护：规范演进、现实问题与完善路径

何燕华, 张睿琳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105-115.

摘要 ( 181 )

PDF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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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应和公有制经济一样平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党中央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激励下，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宪法中的法律地位逐步上升，刑法对民营经济的保护力度也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刑法保护的规范演进经历了对民营经济主体犯罪行为从严惩处、差别保护和同等保护三个阶段，体现出刑法对宪法变迁的折射和回应。但从刑事法律规范的立法实践来看，仍然存在刑法平等保护的观念尚未完全贯彻、保护范围不一致和保护力度有区别等问题。推动刑法对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需要继续在立法理念上强化平等保护；适当推动司法上的犯罪化，确立以行为为核心的犯罪化模式，扩大对民营经济的保护范围；恰当评价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性，矫正背信犯罪法定刑设置的失衡，加大对背信犯罪的处罚力度。

客户集中度会影响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池国华, 周正义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116-127.

摘要 ( 183 )

PDF (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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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是隐性腐败的典型表现，严重损害公司价值。采用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客户集中度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的客户集中度越高，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程度越低，并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客户集中度增加时，企业信息不对称降低、管理层风险感知增强，进而抑制了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客户监督能力和监督意愿较强以及高管面临的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较高时，客户集中度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经济后果检验揭示，客户集中度抑制了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进而降低了代理成本。

审计师能识别企业的策略性数字化转型行为吗？——基于“言”和“行”双维度的实证分析

代彬, 闵诗尧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128-138.

摘要 ( 221 )

PDF (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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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为呈现形式上迎合而实质上保守的特点。从“言”和“行”两个角度考察企业策略性数字化转型对审计风险识别的影响发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多言寡行”不仅降低关键审计事项语调的积极性，而且提升审计收费与审计投入；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是策略性数字化转型行为影响审计师风险识别的重要渠道；在国有企业、审计师能力较弱和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策略性数字化转型对关键审计事项语调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而在非国有企业和审计师能力较强的企业中，策略性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投入和审计收费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同时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策略性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的负向影响更显著。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与完整是资本市场稳健运行的基石。针对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目标与实际操作脱节的问题，审计师需制定个性化的审计策略，提升专业技能，以确保非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透明度。此外，监管机构应完善相关法规，加强监督与培训，多方合力共同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东西对流”双重视域下中国艺术的现代转化——以1930年代《艺风》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谢纳, 吴越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139-145.

摘要 (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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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以“艺风社”成员为代表的一批留学欧洲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思想为最初诉求的中国艺术家，意外地从当时西方现代主义“反思现代性”的“东方转向”中获得灵感和启示，形成新的艺术主张。他们既根植于本土又稔熟于西方，既承继于传统又标举于先锋，既崇尚现代主义艺术又推崇中国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他们以《艺风》为阵地，从“东西对流”交错会通的“双重视域”出发，重释东方、重估传统，开具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现代主义式的中国新传统主义”文化拯救方案。一方面，他们介绍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探索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与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存在的关联，主张中国传统艺术应在与现代主义艺术的“对流”中突破自身文化阈限，通过东西文化的交流互鉴展现其现代张力；另一方面，他们积极研究中国民间艺术，以改变“雅”“俗”对立的偏见，推动中国艺术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换，实现中国艺术的现代转化。当下，重返20世纪初中国艺术出路探寻的思想现场，理解新时代中国文化艺术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具有艺术思想史的学术价值，也具有文化思想史的理论意义。

形构与反形构：沈从文与文学史的三场“对话”

黑白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146-157.

摘要 ( 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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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又一代文学史家在对沈从文的价值判断中形构出三种审美场域。他们曾以“反映论+阶级论”作为绝对标准，使沈从文背负数十年“空虚浮乏”的文学史镜像和“阶级成分”的划定“原罪”；也曾标举“文学性”作为主要审美原则，堪称沈从文是浓缩整个民族和数千年历史为心灵哀欢的“巨人”。在20世纪80—90年代思想解放与文学价值重估后，文学史家纷纷转向以复调、多元书写和全球化视角再造沈从文的文学史形象，稳定其在文学艺术和思想史上的客观地位。但由作家和文学史构筑的文学关系场，并非一条单向通道，作家与文学史不是简单的记录与陈述关系，而是一种形构与反形构的深层互动。沈从文在与文学史“对话”的显与隐中，不断调整反形构自塑的“书写策略”与“自我技术”，从而由小说创作转向旧体诗创作，以及物质文化研究等新领域。这一职业转向，不仅折射出沈从文个人主义与集体良知的一体两面，也揭示了文学场中“象征资本”的迁移过程，同时显现出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作家、文学与历史之深层互动关系。一方面，沈从文通过自传、散文、书信、诗歌等书写实践，持续思考并介入社会场域，“用人事写成的大书”完成反形构自塑；另一方面，沈从文通过以湘西为底本的物质文化研究著作，重塑“湘西—中国”诗心链，乃至将其熔铸成全国各族人民休戚与共的中华文明生命体，借此想象一种更加符合人类生命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认识与实践：精神生产的双重进路——兼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能

王欣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158-167.

摘要 ( 215 )

PDF (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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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是万物的尺度”到“绝对精神”，是人的主体性地位、“精神”和“自由”的确立史，产生了以黑格尔和斯密为代表的不同精神生产理论进路，它们构成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批判对象。马克思主义认为，精神生产是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的统一。作为认识活动的精神生产逐渐脱离对物质生产活动的依赖而主导人类的生产实践，在现实中表现为科技创新对生产力的颠覆性作用。作为认识活动的精神生产提高了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属性的认识能力，是科技创新的本源，是新质生产力的源头活水；作为实践活动的精神生产创造并规范和引导先进知识与科学技术，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能，也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心理健康观价值向度的历史演进与重塑

秦瑶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168-175.

摘要 ( 203 )

PDF (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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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观不仅关乎个体心理健康的科学描述，更包含其价值基础，意味着心理健康该有的价值追求。在价值向度的生成层面，心理健康观的历史演进呈现出从拒斥价值到主动倡导价值的过程。早期的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更多关注心理健康的事实层面，但也隐含着价值讨论，或者内化价值，将心理健康视为个体内部心理结构的平衡，或者外塑价值，认为行为适应社会即心理健康。而人本主义则明确提出心理健康是一个价值问题，强调人的内在价值实现；积极心理学也含有价值判断，关注人的积极心理品质与幸福感。在价值向度的发展层面，东西方心理健康观存在显著差异。西方心理健康观与个体主义价值观紧密相连，强调创造性价值、体验性价值和态度性价值，注重个体的独立性、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而东方心理健康观受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影响，更注重道德修养、自然顺应和心灵净化，强调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相互依赖和社会奉献。当代社会，无论是西方个体主义价值还是东方集体主义价值，二者均不能单独用于指导心理健康实践，应以马克思主义全面人性观从自然维度、现实社会维度、历史文化维度和精神生活维度全面认识和界定人性的本质，以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重塑当代心理健康观，进而推动社会和谐与进步。

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高质量发展南京倡议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176-176.

摘要 ( 110 )

PDF (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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