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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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夷夏东西与华夏一统

冯时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1): 1-11.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1.001

摘要（97）

PDF（pc）（6575KB）（139）

中国的上古文明并非一统的局面，而呈现为夷夏东西的形势。以太行山为界，其东分布着东夷文化，是为今日以彝族为核心的西南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化；其西则分布着华夏文化，也就是华夏民族的古代文化。这一事实通过文字起源和考古学研究已充分而清晰地展现出来。早期文明夷夏东西的形势至夏王朝的建立而得到改变，夏后通过确定其王朝正统文字及重定天地之中的措施，确立了华夏文明统一的宗教观与政治观。这种以地理之中及通神文字所建立的人君与至上神的固有联系，使后继王朝必须肩负起继承前朝遗产的使命，即恪守天地之中及通神的文字，这是王权合法性的根本保证。正是这一政治与宗教传统，使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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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笔谈）

王学斌, 段妍, 赵懿, 徐坤, 成龙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1): 12-30.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1.002

摘要（90）

PDF（pc）（1070KB）（137）

编者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明，形塑了中国人看待自身、看待社会、看待世界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更直接影响着今天人们关于自身和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概括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内在特质和中国道路的文明底蕴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特征的重要论述，本刊特组织王学斌、段妍、赵懿、徐坤、成龙五位学者进行集中阐释，以期深化对此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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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精神生成发展的三重逻辑

左亚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1): 31-39.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1.003

摘要（106）

PDF（pc）（792KB）（120）

中国精神作为根植于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中华文明活的灵魂，其生成进化大致经历了先秦之前的奠基期、秦之后的进化期和近代的觉醒期等三个大的时期，其曲折运演的进程反映了基于中国具体历史条件的历史逻辑。与西方不同，中国精神的变化发展在遵循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了特殊的内生逻辑，它通过不同文化派别的相互涵融、吸纳而不是相互斗争、对立而获得自身的发展，在近代的变革中经历的是先器物后制度再到精神的“三段论”，这一自我反思和自我觉醒是在严峻的外部挑战情势下所作出的一种自觉回应。在当代，中国精神以新的形式再次重演了辩证的“三段论”，通过外在的自然物质形式、社会的制度客体形式到达精神的自我回归和觉醒，这是精神运行不可规避的时代逻辑。深入地认识和研究中国精神的本质规律，把握其生成发展的历史逻辑、内生逻辑和时代逻辑，自觉地做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践行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应当积极肩负起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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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时代需要中国精神的逻辑与依据

倪素香, 刘京京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1): 40-45.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1.004

摘要（88）

PDF（pc）（706KB）（126）

新时代需要中国精神，这并非自我设计的主观构想。首先，新时代需要中国精神是精神自我矛盾运动的逻辑必然。当一个民族的文明繁荣到一定的程度时，它可能会因为没有外在的刺激和内在的危机而使自己失去前进的动力，进而失去自我反思能力而使精神发生颓变，只有当其遭受到强烈的挑战和巨大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在内外矛盾的冲击下引发深层裂变，从而打破精神的束缚重新焕发出理性的能量和精神的活力。其次，历史发展的本质、根源和一般规律表明，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对社会的发展会起决定性作用，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髓和灵魂，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思想根基和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中国精神。最后，中国精神是中国改革发展的辩证螺旋，当社会改革进入深层而抵达内核时，文化精神的重塑就成为关键问题和主要任务，这是任何社会变革所必经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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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察监督职责的类型与规范路径

卫跃宁, 赵伟中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1): 46-57.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1.005

摘要（106）

PDF（pc）（822KB）（109）

监察监督是我国《监察法》第11条规定的一种监察职权性行为。监察监督职责从本质上说是系统性、综合性的防止公权力异化的预防性职权。基于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定位、监察监督行为的实现效果等因素，监察监督职责呈现为间接型与直接型两种类型。前者基于监察监督防患未然的特性，是针对不特定对象开展的规模式间接监督行为；后者基于监察监督防微杜渐与惩前毖后的特性，是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个案式直接监督行为。实践中，间接型监察监督面临有效性不足的风险，直接型监察监督面临行为偏离的风险。为解决上述问题，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规范性调控：以精细化的方式强化间接型监察监督的实效性；以规范构成要件方式规制直接型监察监督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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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于系统论的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障机制

肖爱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1): 58-72.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1.006

摘要（138）

PDF（pc）（917KB）（118）

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障面临现行司法体制机制与流域生态环境整体性系统性之间的冲突，这本身也是流域生态环境及其治理系统的“关系”内涵。在司法保障机制上，应以系统论作为方法论，从司法职能、司法功能、司法效能及其融通一体等方面，理性定位流域生态环境司法，进而以必要性为前提、以守成创新为原则，理性完善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即在优先适用行政及普通司法等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工具基础上，根据复杂性、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对流域生态环境案件分流后实施有限的集中管辖；将修复流域生态环境置于压倒性位置，优化合议庭结构，加强环保组织公益诉讼，区分公益检察和检察公益诉讼，以完善司法专门化机制。从系统论的视角考察，司法协作在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障机制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制度价值，尤其应将协作纳入司法主体职责，全面加强流域生态环境司法协作机制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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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具身认知向何处去？——兼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肇端、愿景与隐忧

陈巍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1): 73-84.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1.007

摘要（147）

PDF（pc）（869KB）（137）

以具身认知为代表的第二代认知科学质疑了“物理符号系统假设”及其衍生的计算表征主义，其核心观点旨在解释全部感知、认知和运动能力依赖于自主体身体的各个方面。基于上述共识，4E认知借助突出感知运动系统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认知可供性理论，基于知觉经验的具身概念等一系列观念与证据描绘出一幅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蓝图愿景。然而，神经还原主义的魔咒提醒具身认知研究者，仅仅描述神经元的激活模式无法解释心理活动或认知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解释的贫瘠使得具身认知效应的信度和效度屡被质疑。预测加工对认知“三明治模型”的消解，从认识论根源上超越了两代认知科学围绕身心问题争论的历史僵局。具身认知在当前遇到的诸多困境警示了第二代认知科学仍存在方法论隐忧，未来围绕具身认知目的、方法、概念基础和动机的辩论，将持续为认知科学内部多学科之间的交流、交锋与交融提供新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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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要为气候变化负责吗？——环境伦理中的个体责任诠释

秦晓阳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1): 85-92.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1.008

摘要（104）

PDF（pc）（699KB）（124）

当前，环境伦理中的责任归属问题已成为争议焦点，其中关于个体责任的论证涉及个体能否被看作合适的责任主体，能源消耗量高的个体是否应该承担更多的道德责任、分担更多的减排责任等问题。个体责任的证成难点在于个人行为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因难以直观显现而无法确证和追溯，由此，“无害论”和“无效论”从因果效力角度否认个体责任存在的必要。为回应这一难题，辩护个体责任存在的“合法性”，需从道德责任的回溯性和前瞻性两个角度切入，将气候变化的危害分为既定危害与预期危害两类，并分别通过不可察情境和触发点情境，分析既定危害、预期危害与个体责任的关系，从整体性视角把握环境伦理中个体责任的必然性、必要性和正当性，确证个人对气候变化以及环境保护具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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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税收征管数字化能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吗？——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

王建新, 钞康健, 万寿琼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1): 93-104.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1.009

摘要（148）

PDF（pc）（838KB）（151）

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证据，研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效果及内在机制。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税收征管数字化主要通过缓解管理层短视倾向、改善企业信息质量等途径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在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审计质量较低和分析师关注度较少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由此，政府部门应持续推动税收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提高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数据整合能力；企业则应完善内外部治理机制，以充分发挥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精准治理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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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资源依赖度、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回弹效应

杨亦民, 王梓龙, 邓旭辉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1): 105-115.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1.010

摘要（112）

PDF（pc）（774KB）（128）

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分析资源依赖度、经济增长对工业碳排放回弹的作用机制，运用 Kaya-LMDI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模型测算我国2010—2019年31个省市区工业碳排放回弹效应值，并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空间计量回归。结果表明：（1）2010—2019年我国能源资源消费碳排放回弹效应整体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规律，且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溢出性影响，山西、宁夏、内蒙古等7个省区处于工业碳排放回弹效应高-高（H-H）聚集状态，北京、天津、上海等17个省市区处于工业碳排放回弹效应低-低（L-L）聚集状态。（2）资源依赖度对工业碳排放回弹效应的影响显著为正，具有一定空间外溢性影响。（3）区域经济增长会带来技术、资金、人力等要素的集中，驱动地区整体发展，并抑制工业碳排放回弹效应。（4）经济增长、资源依赖度对区域工业碳排放回弹的影响具有时空滞后效应和误差效应，地区间接影响的挤出效果会加大空间直接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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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医疗保险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基于CFPS四期数据

李琼, 夏涛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1): 116-129.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1.011

摘要（110）

PDF（pc）（974KB）（146）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4、2016和2018年的四期数据对相对贫困的医疗保险缓解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实，医疗保险能有效缓解居民的相对贫困。在设定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40%、50%和60%三条相对贫困线下，参加医疗保险能使居民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分别下降3.9%、4.6%和4.8%。医疗保险缓解相对贫困效应呈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弱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强于城市，中老年群体强于青年群体。机制分析发现，居民通过参加医疗保险来改善健康状况、增加非医疗消费支出，从而降低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而居民良好的受教育状况能进一步强化医疗保险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为充分发挥医疗保险缓解居民相对贫困的效应，须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医疗保险的支持力度，加快实施医疗保险基金全国统筹机制，积极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和医疗保险制度“适老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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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价值定位及其当代传承

冷志明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1): 130-138.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1.012

摘要（87）

PDF（pc）（812KB）（133）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战略举措。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面向跨区域联结、跨时空呼应、多形态呈现的庞大线性文化遗产，准确把握好长江文化的总体价值定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标志性象征、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中华民族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国近现代革命进程的先声。立足新时代，应依托国家文化公园这一载体传承好长江文化，深入系统阐释好长江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保护根深叶茂、传承有序的文化遗产，传承多样竞辉、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弘扬创新超越、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厚植精勤内敛、家国天下的文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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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关系重思——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中心

孙嘉丞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1): 139-151.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1.013

摘要（117）

PDF（pc）（876KB）（109）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青年马克思察觉到了黑格尔哲学中理论与现实的分裂，致力于解答“物质利益难题”。他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引发的社会风潮影响，从费尔巴哈对唯心主义宗教神学的批判中获得启示，吸收其“颠倒”的批判角度，赞同其融合自然科学的理念，二者在外化、类本质、“法国精神”等多个方面产生了人本主义的共鸣。但青年马克思也超越了费尔巴哈哲学，他重视历史、政治领域，在社会历史观上坚持彻底的人民立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哲学基本概念上推进辩证法，实践与唯物主义的有机结合；在宗教批判上强调宗教问题根植于社会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因而，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全貌并不是费尔巴哈哲学，费尔巴哈哲学不构成其唯一来源、不符合其辩证追求，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解不能直接嵌入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青年马克思注重吸收多种时代理论和思想传统，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自主自觉的综合创新道路。这一结论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经典论断，对新时代重新思考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历程问题，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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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马克思早期群众观的文本逻辑

吕娟萍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1): 152-160.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1.014

摘要（102）

PDF（pc）（729KB）（108）

群众观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不仅需在《神圣家族》单篇著作中把握，更需将马克思早期作品贯穿起来，在思想形成过程中把握群众观的文本逻辑，掌握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早期文本中可见其群众观清晰的发展逻辑。马克思早期群众观的文本逻辑体现为从关注抽象的人的命运出发充分认识人的主体意义，转向深刻洞察现实社会，关注群众的权利，继而认识群众获得自身权利必须采取改变现实的行动，即群众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使群众现实地生成主体性，自为地锻造成创造历史的主体。这一主体不是个人，而是联合主体。马克思早期群众观的文本逻辑，彰显了无产阶级为代表的群众的社会革命，根本变革群众的世界，从而使人的解放成为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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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习近平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向

周洪宇, 齐彦磊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2): 1-7.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001

摘要（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实现了历史的锤炼、理论的凝结和经验的跃升，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行动指南。从历史渊源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师道精神的历史智慧，承继了建党百年教师队伍建设的历史脉络，源自夯实教育强国基础工作的历史使命。从理论基础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述，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育理论为源泉，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成果为依据，以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为根基。从实践指向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强调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培养新时代“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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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返本·开新·复命：教育家精神的内涵阐释

刘铁芳, 孙露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2): 8-17.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2.002

摘要（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教育家精神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面向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时代要求，彰显弘道育人的基本使命，是返本、开新与复命的统一。“返本”是回返中国古代优秀教育传统,从价值使命、实践原则、情感动力角度解析教育家精神的内涵。“开新”是关注教育家精神的时代面向，从教育的整全性、时代性、人类性三个角度加以阐释。“复命”着重教育家精神的使命担当，复归教师教书育人的本职使命：一是以真切高远的家国理想致力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担当，二是以爱教善教的职业素养复归教书育人的本质使命，三是以致诚至信的天下情怀实现教师人格的升华。教育家精神的提出不仅直面教育的中国问题，同时也面对教育的世界问题，意在以中国的方式努力寻求当今人类教育问题的基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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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教育家精神的时代意蕴与涵育之道

龙宝新, 杨飞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2): 18-25.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2.003

摘要（7）

教育家精神是指在教育行家专家、杰出教育实践人才、先进教育改革者身上呈现出来的一种精神气质。涵育教育家精神、加速人民教育家成长，是当代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历史使命。教育家精神的生发要经历“双重飞跃”，即“教育思想”向“教育精神”、“教育精神”向“教育家精神”飞跃，思想精神化、精神人格化是其实质所在。“人民教育家精神”的立体架构是底层的修己精神、中层的治事精神与顶层的胸怀天下精神的梯级性合成。中国教育家精神的人格长相是：人格基质是修己达人的教育楷模，人格内核是仁智兼美的教育行家，人格高地是家国情怀的教育志士。当代中国教师的教育家精神涵育要求启动体系化建设工程，即构筑以正身、仁爱、敬业、担当为核心的积极师德教育体系，建设以求真、尚美、创造为核心的教师专业发展制度，营造以民主、自由、和谐为核心的教育家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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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从历史和现实的双向角度看茶史与茶业研究

仲伟民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2): 26-34.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2.004

摘要（4）

中国是产茶大国，更是具有悠久茶文化传统的国家。新航路开辟后，中国的茶叶开始向全世界传播，茶叶贸易不仅成为助推全球化的重要因素，而且使当时的头号强国英国成为全民饮茶国家，并形成了独特的英国茶文化。然而，繁荣的茶叶贸易并没有使中国走向强国之路，相反，中国却成为了列强的半殖民地。中国茶业从清末走向低迷，直至20世纪后期才开始恢复，但离茶业强国还差很远。通过对茶史进行深入研究，能找到中国茶业低迷不振的根源；对茶业现状的反思同样也能促使茶史研究的深入。因此，我们需要重视茶史、茶文化的研究，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的双向角度来思考茶业振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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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在体育运动领域的四重应用场景

周成林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2): 35-43.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2.005

摘要（4）

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在体育运动领域的应用既包括揭示大脑参与认知功能、提高人类运动能力的神经机制，也包括各种硬件技术设备的使用及具体效果。围绕探索高水平运动员感知-运动加工优势、完善大赛心理科技服务、提升儿童青少年学习效益以及促进成瘾人群认知康复等四重核心主题，脑电、功能磁共振成像、近红外、经颅磁刺激等技术的现实应用和功能表现，为揭示大脑在运动中的可塑性和认知机制，提高运动训练和学习效用以及促进心理康复提供了科学依据。体育运动解锁更多高科技需求场景，认知神经科学技术为体育运动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可以预见算法提升将是解决个体差异与群体共性问题的有效手段，可穿戴设备的革新在满足多体育运动场景科技应用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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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足球颠球学习对脑灰质体积的动态影响

陈爱国, 董晓晓, 史一凡, 陈丹丹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2): 44-53.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2.006

摘要（4）

目的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探究足球颠球技能学习过程中脑灰质体积变化特征，为揭示运动技能学习的神经机制提供新证据。方法选取111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依据自愿参加训练原则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实施70次的足球颠球学习，对照组常规学习生活。使用结构磁共振成像技术采集基线、球颠35次、球颠70次三个时间点的脑影像数据，并采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量方法分析学生脑灰质体积变化。结果（1）70次足球颠球学习使得相关脑区灰质体积改变，具体空间特征为：左侧小脑6区、左侧舌回脑区和右侧距状裂周围皮层区域的灰质体积显著增加；（2）70次足球颠球学习过程中脑灰质体积变化存在差异，具体时间特征为：前期阶段（前35次），右侧中央后回、右侧额中回、右侧内侧额上回、左侧眶部额上回、双侧枕下回、双侧枕中回、双侧回直肌和右侧小脑下部区域灰质体积减少，小脑蚓部灰质体积增加；后期阶段（后35次），左侧枕下回、左侧海马旁回和左侧嗅皮质区域灰质体积减少。结论足球颠球技能习得与负责视觉信息和肢体协调的相关脑区的灰质体积增加有关；足球颠球学习能够引起与视觉信息、肢体协调和运动控制等有关的脑区的灰质体积变化，其呈现从脑的前部向后部转移的动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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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国对外体育场馆建设的发展历程与时代价值

陈元欣, 刘恒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2): 54-62.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2.007

摘要（3）

我国对外体育场馆建设经历了从政府协调到企业主导的参与主体演变、从无偿援建到市场合作的参与方式演变、从劳力与技术输出到设计与理念输出的参与内容演变三个方面的发展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对外体育场馆建设始终秉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多元互鉴理念，以切实的行动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共享，落实以人为本的全球发展倡议，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体育治理，助力构建区域共同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我国对外体育场馆建设应努力推动中国标准与世界标准接轨，贯彻可持续发展的建设和运营中国方案，共筑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为世界体育发展贡献新时代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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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好弄“之人与”黄家样“——黄永玉的艺术人生#br#

——黄永玉的艺术人生

张敢, 刘畅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2): 63-71.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2.008

摘要（2）

2023年，黄永玉先生离世，走完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黄永玉不仅才华横溢、涉猎广泛，更因其豁达乐观、无拘无束的个性深受各界人士的喜爱。在给黄永玉的散文集《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写的序言中，黄裳称他是个“好弄”之人。确实，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界，像黄永玉这样才华横溢、涉猎广泛的艺术家可谓绝无仅有。他没上过美术学院，但他的木刻、中国画和设计却在国内艺坛享有盛誉；他没受过系统的教育，但他的散文、新诗和杂文也让人感受到一种朴实和智慧。在艺术上，黄永玉是一位勤奋而充满好奇心的探索者，经过多年的锤炼，形成了他概括、凝练、极富装饰意味的艺术风格，更重要的是，无论遭遇何种困境，他都能以一种达观和幽默的态度去表现世界光明美好的一面，而这种风格就是他独具特色的“黄家样”。在今天，回顾黄永玉的艺术人生，对我们而言是极具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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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万物平等与历史呈现：黄永玉小说叙事中的“冗余物”——以《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为中心的讨论

刘泰然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2): 72-85.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2.009

摘要（3）

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并非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心血来潮的作品，而是倾注了几十年持续的热情，是反复思考、斟酌的产物，体现了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创作理念。黄永玉延续了沈从文关于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思考，通过“关注次要的东西”，以一种惊人的感受力，去发掘那些被遮蔽的无名之物，让它们在一种新的视线中以一种新的形式显现出来。正是这些被主导性叙事排除出去的大量物质性冗余，那些看似多余的没有确定意义的人、事、物，构成了黄永玉为之心动的“历史”。他将感觉的触角延伸至日常生活的各个细微层面，将那些处于价值序列低端的事物与那些高端的事物等同起来，将其看成是同等级的，不仅触及那些不被宏大叙事所关注的平凡的哀乐，而且触及那些自然与历史褶皱处的物质性的声色光影，让“历史”的河流在文字中缓慢而深沉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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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强国建设的路径

文丰安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2): 86-94.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2.010

摘要（4）

农业强国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农业供给保障安全可靠、农业科技创新自立自强、农业设施装备配套完善、农业产业链条健全、高端农业资源利用集约高效、农业国际竞争优势明显等特征。数字经济的发展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推动技术革新、产业变革的重要抓手。以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强国建设已经成为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的客观需要，且取得了农业经济稳定向好、基础地位更加稳固、农业经营方式进一步转变、现代农业活力更强等重要成效，但也面临着农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待提高、数字资源供给不足、农业相关产品同质化严重、农业数字化转型受阻、数据要素流通不畅、农业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链融合程度较低等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进程中，应该致力于加强农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供给质量，推动数字资源精准供给、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强农业特色产业化建设、打造特色产业品牌，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确保进出口适度适当可靠，延长产业链、加快数字技术与一二三产业融合，以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强国目标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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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为何出现困境？——基于湖南省S市的案例分析

李中仁, 蔡庆鸣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2): 95-103.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2.011

摘要（2）

入市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分配比例不合理是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面临的突出问题。案例研究发现，村集体收益提留难和村民间分配矛盾多是分配困境的主要表现。借助“土地产权格局-精英治理能力”双重逻辑分析框架，可以证明集体土地产权格局是制定村入市收益分配规则的结构性条件，乡村精英在入市收益分配过程中的治理能力则是影响收益分配规则的能动性因素，而二者的互动决定了最终的收益分配格局。当入市村属于个体性土地产权格局且乡村精英治理能力较弱时，集体经济组织在分配入市收益时便容易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未来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应重视乡村精英的作用，并加强政府对村收益分配工作的指导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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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侵权法生态化限度的判断模型及其应用——以《民法典》为重点

胡静, 董宜君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2): 104-117.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2.012

摘要（5）

侵权法生态化顺应时代需要有其必要性，但应适当限制。对实在法生态化的限度判断可以采用功能和程度的二元模型。实在法经功能判断为保护公益的，可以认为超越了生态化限度，因为作为私法的侵权法的功能是保护个人利益；实在法经功能判断为保护个人利益的，则进入程度判断。根据该二元判断模型对《民法典》等规定的归责原则、因果关系、责任承担和免责事由进行立法评价的结论是生态化总体超过限度。应当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根据环境侵权可分为间接模式和直接模式的逻辑，结合利益性质，对现有规则进行矫正：摒弃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一元论，对直接模式适用过错责任，对间接模式中财产权受损的受害人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不应对直接模式的环境侵权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在健康权或生命权受损时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在责任承担上，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则进行严格解释；对于免责事由，在受害人过错中增加重大过失免责等规定，免去第三人完全致害时行为人的中间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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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法律与民间习惯社会共治之现实可能性——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

陈文华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2): 118-129.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2.013

摘要（1）

法律与民间习惯的多元共治应当是社会规则治理的必选项。在结构功能主义看来，法律抑或民间习惯与政治或经济子系统形成功能耦合的前提是，其存在条件由自身或社会结构的政治或经济子系统所提供。法律从单向度的价值法走向契约型的实证法，国家强制力不是构成要素而是实施保障。法律以形式上的理性化和适用上的普遍化为主要特征，内生于契约型社会；民间习惯具有原生性、特殊性和圆融性，内嵌于范围狭小的合作型社会，以价值认同与舆论压力为实施保障。当代中国社会既不是单一契约型社会也不是单一合作型社会，而是契约型因素和合作型因素兼有的混合体，中国社会规则治理应当转向法律与民间习惯的二元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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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国际人权斗争的学理意蕴及话语策略——基于对西方“普世人权”的解构

洪乐为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2): 130-139.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2.014

摘要（5）

国际人权斗争的主要场域是人权话语，这同“人权普遍性”这一学理命题紧密关联，而人权普遍性命题本身即蕴含着深刻的斗争性。对于西方实施人权干涉的主要话术——“普世人权”正当性的解构即是人权话语斗争的重要内容。而解构的关键在于离析这一话术长期以来同《世界人权宣言》及人权普遍性原则的绑定关系，以根本动摇其“普世”的正当性基础。《世界人权宣言》关于人权普遍性原则的规范表述，至少包含着“人权主体”和“权利内容”双重的普遍性要求。在此规范意涵的呈现和对照下，足见西方无论是在人权的传统观念还是现实实践上，都同人权普遍性原则存在严重背离。所谓“普世人权”无疑是虚伪和局限的，其断然无法代表人权普遍性原则。对比而言，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人权观念和实践才是真正契合与彰显这一原则的典范。故而，今时开展人权话语斗争，尤其在针对人权普遍性命题的表述上，应当积极争夺人权普遍性原则的代表与话语权，构建中国人权话语的“普遍性”立场，使人权普遍性原则不再为西方话语所独占和把控，以此进一步提升中国的人权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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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文化与权力网络中的清代文人交游——以杨守敬为中心的考察

张宁, 崔梧桐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2): 140-149.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2.015

摘要（1）

杨守敬一生有四次重大机遇，皆揭示了文人交游在清代学术文化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其本质是文化网络与权力网络的交融关系。在中国传统士文化中，文人雅好和学问是重要的文化资本，也是交游的核心内容。清代形成“好古”的学术文化风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却也减少了文人群体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弱化了士大夫文化中“文章合为时而著”“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在文化需求和权力需求推动下，兼具收藏、学术、文人交游媒介和“雅贿”等多种功能的金石之学更呈现出畸形繁荣态势，金石学成为杨守敬等文人进入主流文化圈和扩大交游范围的文化资本。由此，关注传统文人交游圈对于深化学术社会史和艺术社会史的研究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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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陌生人的社会共悼：中国特色的数字哀悼与持续性联结

高嘉潞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 (2): 150-160. 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2.016

摘要（3）

当今社会，数字哀悼行为已成为一种独特的媒介记忆实践。当一些个体生命消逝时，社交媒体上会涌现数以万计陌生人的哀悼，这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联结。本研究以“名流”逝者和“平民名人”逝者为案例，以持续性联结理论为视角，探究陌生人数字哀悼已逝公众人物的生成机制、意义和时代价值，并重点讨论中国语境下持续性联结的特色呈现。研究发现，哀悼者基于信息补偿、灵性想象、情感树洞、固定仪式及记忆书写等五种动机建立联结，通过联结重新协商逝者身份以延伸逝者人格，并获得生活指引；联结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增强了群体经验，让哀悼者享受共同体带来的亲密感和信任感，以仪式对抗遗忘，进而促进公共议题的讨论。持续性联结在中国语境下有特别的时间节律特征，其哀思表达有实用主义倾向。中国特色的联结源于“事死如事生”的死后世界信仰模式，也源于数字技术提供的“永生”想象。这种联结有利于个体应对死亡现象的失去感和迷茫感，是数字时代情感共振的一种方式，也提供了社会信任重建的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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