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秦前红, 李世豪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4(4): 1-11.

摘要 ( 656 )

PDF ( 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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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监察法》规定了涉案人员这一特殊概念。实践中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对涉案人员的使用较为混乱，而《监察法》也并未有条文对涉案人员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界定。通过对《监察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的考察，可以抽象和归纳出监察法规范体系中涉案人员在广义上的类型特征，即牵涉监察机关所管辖的公职人员职务违法犯罪案件之中，与主案存在关联。在广义涉案人员的范畴内，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应将涉案人员明确界定为与主案存在关联的，涉嫌行贿犯罪、介绍贿赂犯罪或共同职务犯罪的人员。在监察法规范中，对于与上述定义相冲突的涉案人员条款，应在后续立法中予以修正，以维护法制统一。在惩治腐败的前提条件下，为保障监察涉案人员的合法权利，应做好对涉案人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在监察程序中赋予涉案人员律师帮助权，建立公职律师法律帮助制度。在对涉案人员适用监察措施时，须严格遵照法律并符合比例原则。此外，应通过制度建构将符合条件的涉案人员转化为“污点证人”，对其提供作证豁免途径。

论纪检监察学学科体系的构建

塔娜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4(4): 12-21.

摘要 ( 4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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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党和国家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整体性、纪检和监察活动理论基础的共同性和实践层面上的一体性，不应割裂纪检和监察，因而需要从监察法学过渡到纪检监察学进行学科体系构建。纪检监察学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点，也具有突出的应用性特征。其学科体系构建应整合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从而形成纪检监察领域特有的基本理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开展，都以现有的纪检监察体制以及纪检监察政策为基础，更应以纪检监察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为依据。由此，形成纪检监察基本理论、纪检监察体制学、纪检监察政策学、纪检监察法规学等四类学科体系内容。纪检监察基本理论从整体上指导纪检监察工作，揭示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共同的理论原理；纪检监察体制学关注的是机构设置、领导体制、内部组织结构等基础性问题；纪检监察政策学则解决的是纪检监察工作的方针、策略问题；纪检监察法规学强调纪检监察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涉及监督检查以及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规范，应实现纪法贯通、法法衔接的目标。这种学科体系内容分类，能够体现学科构建的中国特色，也能够满足纪检监察工作需要，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体系构建路径。

乡村治理标准化：理论逻辑·体系框架·实现路径

衡霞, 翟柏棱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4(4): 22-28.

摘要 ( 3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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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制度供给，乡村治理标准化有助于国家治理意图的清晰表达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各级政府和第三方机构发布的乡村治理标准日益增多，发挥了标准的“软法”功能，却因为标准的分散与碎片化带来治理技术现代化功能的下降。尽管学术界对乡村治理标准化的价值、内涵、路径等进行了研究，却没有在理论层面系统反思标准化何以可能和何以可为等问题。对此，有必要尝试从规制理论的激励约束机制出发，针对制度、主体和技术驱动的路径来构建乡村治理标准化的体系框架，并借助治理实践对其进行理性检验，通过党政主导与多元协同、传统与现代共生、规范与灵活统一等路径来保障乡村治理标准化体系框架的动态运用，赋予乡村社会关系以稳定的秩序，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多维结构——基于类属分析的探索性研究

吴子靖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4(4): 29-39.

摘要 ( 3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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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类属分析这一探索性研究手段，对基于深度访谈所获得的全国10个城市36个社区的质性数据进行编码分析，充分揭示了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多维结构以及互动机理。研究发现，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包含三个核心维度：“五位一体”多元行动主体协同共治的主体要素核心维度，“软硬件”充分有机结合的条件要素核心维度和侧重居民整体满意度感知评价的结果要素核心维度。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核心维度内部结构较为稳定，呈现出“主体—条件—结果”三维链式传导结构互动关系，但是构成核心维度的不同要素之间并非固定排列组合，而是呈现出高度复杂的非线性动态匹配的时变特点，这彰显了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稳中有变”的时代特质。

韧性城市“软实力”：内涵体系·现实样态·提升路径

谭爽, 张晓彤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4(4): 40-51.

摘要 ( 3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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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防范化解风险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做整合考量以增强城市韧性，是实现城市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韧性城市“软实力”可以分解为心理韧性、社会韧性、管理韧性和文化韧性四大要素。面对危机潜伏期“感知与准备”、爆发期“应对与回弹”、延续期“适应与共生”和痊愈期“变革与提升”四类不同目标，韧性要素表现出不同内涵。现阶段，中国韧性城市“软实力”在危机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均存在短板，需构建包括理念、主体、机制在内的“三角模型”，秉持软硬兼施、见树见林、合作共生、平战结合的复合思维，集合政府、NGO、企业、市民各方之力，通过双维度合作、嵌入式教育、引导性传播、平衡型评估等多重机制，实现 “软实力”的有效提升。

社区韧性：社区风险治理中的结构张力及因应调适

赵时雨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4(4): 52-65.

摘要 ( 5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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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代社会风险的扰动与冲击，提升社区韧性是社区风险治理变革的重要路径选择，也是推进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倡导减少政府干预、片面强调社区及个体治理责任的韧性理解，我国治理环境中的社区韧性，生成于以街道、居委会为轴心的政策资源网络以及各利益相关主体间的风险治理互动，即社区治理结构的抗风险能力是社区韧性形成的关键所在。当前阶段，我国社区对纵向行政资源吸纳、居委会应急兜底、高效政治动员等风险治理手段存在高度依赖，社区治理结构长期呈现“资源配置内卷化”“主体参与差序化”以及“治理体系互斥化”等内在张力，频繁引致风险共担失灵、社区韧性匮乏的治理窘境。有鉴于此，亟须通过推进冗余科学化、构建协同治理格局、健全联动处置机制、夯实韧性文化根基等因应风险，促进社区于风险情境下的结构调整与功能优化，从而有效化解社区治理结构中的内在张力，系统提升社区韧性水平。

村民委员会代组集体经济组织发包土地的法律分析——兼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第65条第1款的修改

屈茂辉, 李帅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4(4): 66-74.

摘要 ( 503 )

PDF ( 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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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委员会代组集体经济组织发包土地，引发了有关土地所有权争议、承包地互换合同有效性的诉讼，损害了土地承包秩序。现行法律表明，组集体经济组织是独立法人，基于行使土地所有权而享有土地发包权，村民小组只有在组集体经济组织日常管理机构不健全的情况下才享有土地代行发包权，而村民委员会没有代组集体经济组织发包土地的权利。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是明晰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建议以土地所有权取证为基础分类处理，即土地未大幅升值、利益冲突较小时由集体经济组织协商解决,已大幅升值时由当事人诉讼解决,可能大幅升值时由组集体经济组织会议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第65条应明确、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权、代行发包权的概念和定义，细化规定其要件和适用条件；要区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包权与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代行发包权，并进一步区分村民小组与村委会的代行发包权。

国际人权法的海洋争端适用：逻辑理据·制度困境·路径完善

徐攀亚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4(4): 76-88.

摘要 ( 356 )

PDF ( 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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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洋事务的多元发展日渐凸显海洋领域中国际人权保护的重要性。海洋法与国际人权保护的紧密关联不仅体现在法律文件的规范表达中，还体现在涉及国际人权法适用的海洋争端解决中。基于国际部门法逆“碎片化”价值取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设定以及国际条约解释规则，国际人权法在海洋争端中的适用可以实现逻辑自洽。但国际人权法的复杂性、海洋法公约条款的模糊性以及条约解释工具的技术缺陷，为国际人权法在海洋争端中的适用带来诸多阻碍。为保障国际人权法在海洋争端中的有效适用，应明确被适用人权规范的具体内涵，厘清海洋法公约条款的法律效力，并基于“真实联系”与“国家同意”完善“系统整合”解释方法，通过海洋争端的有效解决实现海上人权保护的终极目标。

脱贫民族地区易灾农户脆弱性诊断与返贫致贫风险治理——以西南地区M苗族自治县为例

邵侃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4(4): 89-99.

摘要 ( 333 )

PDF (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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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民族地区自然灾害易发频发，成为新时期稳定脱贫和乡村振兴面临的重大课题。在气象、地质、地形、人类活动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发生的自然灾害，造成易灾农户普遍存在较高返贫致贫风险，其脆弱性根源在于自然资本、公共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构成的应灾资本存量匮乏且弱环突出。在向韧性治理转型的历史趋势下，灾害治理和返贫致贫风险治理应回归“以人为本”的治理范式，通过制度设计和流程再造，培育和打造“韧性小农”与“韧性乡村”，全方位、持续性提升易灾农户应灾资本存量和结构化应灾能力，进而从根本上遏制返贫致贫问题。

三个审计师签字能抑制企业违规吗？——基于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李英, 梁日新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4(4): 100-112.

摘要 ( 377 )

PDF ( 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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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三个审计师签字数据，从企业违规这一视角检验三个审计师签字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三个审计师签字显著抑制了企业违规，上述结果在控制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三个审计师签字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在审计师行业专长较低、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而在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中没有显著差异。作用路径检验发现，三个审计师签字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抑制了企业违规。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三个审计师签字抑制了企业违规，但提高了未来一期的审计费用。研究结论拓展了审计师行为特征的研究视角，有助于全面认识三个审计师签字的经济后果，同时为如何有效抑制企业违规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参考。

人类基因组编辑触发“人的性质”裂变的人文审思

陶应时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4(4): 113-121.

摘要 ( 382 )

PDF ( 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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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组不是一般之物，与其他生物基因组存在着根本分野和本质区别，是决定人之为人的基点所在。人类基因组生成并决定人的性质，它的结构变异会导致人体表型及其功能状态的变化，人的性质也将因此而改变。人类基因组编辑把人的“身体自然”作为改造对象，开启了人的生命机体由“自然进化”向“人工进化”的重大转向。这种转向重塑了人类的生物基质、社会基底与文明基石，也深刻裂变了人的生物性质、人的社会性质和人类文明性质，甚至使人的性质不再存有。“人的性质”的裂变或将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与难题：不可逆的“遗传势差”使人类社会阶层的不平等现象变得更加固化和极端；从根基上摧毁“人”的自主性及其形成条件，人永远无法成为自己生活的独立作者；有多大能力产生善的效用就有多大能力产生恶的后果，形成难以克服的“善恶对价矛盾”；模糊“人”与“非人”的界限，需要人类对“自身”与“他者”的划分依据给出全新回答。如果“人的性质”的裂变突破了某个“阈值”或“临界点”而上升至物种层面的差异，人就会被他自己所“编辑”的“他者”取代，人类自身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与“消亡”。

早期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哲学阐释——李达基于唯物史观的探索

何海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4(4): 122-129.

摘要 ( 4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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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群众史观等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深刻诠释了早期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这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同时坚持“实践的唯物论”，积极将唯物史观应用于中国社会的改造。第二，将阶级斗争理论应用于中国社会革命实践，认为阶级斗争是变革社会的根本动力，坚持革命反对改良，对中国近代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进行了哲学阐释。第三，主张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坚持普遍必然性真理与具体过程差异性的辩证统一、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用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的理论指导实践。第四，坚持群众史观，突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强调人民群众的革命现实作用，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李达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将唯物史观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中国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当前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延安整风时期《新华日报》对“增强党性”原则的贯彻

曾伯秋, 张凯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4(4): 130-137.

摘要 ( 405 )

PDF ( 2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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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整风时期，“增强党性”在党的建设中成为一个基础性与统领性的政治要求。《新华日报》在舆论上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进行了以“增强党性”原则为核心的整风改版。《新华日报》在确立与贯彻“增强党性”原则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如何将马列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如何使之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呼声”“如何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如何贯彻民主集中制与严明党的纪律”等具体问题。这一思想践履过程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促进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原则的提出；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提升了党报品质及其影响力；培育了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新华精神”。

运动式环境治理中的“环保军令状”——重塑地方环保责任的政策工具选择

李尧磊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4(4): 138-149.

摘要 ( 3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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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是当前以及未来长时间内中国国家治理关注的重要议题，而地方政府环保责任的履行情况成为实现环境善治的关键所在。“环保军令状”是运动式环境治理重塑地方环保责任的一项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政策工具。它以高位推动作为落实地方环保责任的动力来源，以利益联结作为落实地方环保责任的机制依托，以党政同责作为落实地方环保责任的瞄准对象。在科层治污失败，或者发生突发性、重大性事件需要对环保顽疾施以重手的背景下，“环保军令状”通过将环保任务上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强化下级党政主体的环保责任以此获得环境治理的极致效力。其效用机制包括：通过目标分解化，避免治理主体的责任模糊；通过任务中心化，缓解环境治理的责任挤压；通过约束刚性化，破解政策执行的责任敷衍。尽管“环保军令状”的落地实施取得了良好治理成效，但是也由此衍生出了行政主导漠视公众参与治理责任、任务过重诱发下级组织反向博弈以及路径依赖导致治理成效不够持续的问题。对此，需要在参与式治理、弹性化治理以及可持续治理理念引导下，通过构建环境治理的协同共治格局、拓展环境治理的协商谈判空间以及推动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建设这些政策措施消除其负面效应。

约束型控制：基层运动式治理有效运转的内在机理——以豫北S镇为例

韩玉祥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4(4): 150-160.

摘要 ( 423 )

PDF ( 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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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级督查考核、工作小组领导、联村干部督办、政策宣示宣讲等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动员体系”，基层运动式治理得以有效运转。约束型控制是基层运动式治理有效运转的内在机理，蕴含着控制与反控制。一方面，约束型控制包括“权威-利益控制”“权威-压力控制”“情感-关系控制”“程序-规则控制”四重控制机制，从而使基层运动式治理呈现简约高效和责任压实的特点；另一方面，约束型控制嵌入“沟通调适-反控制”“软性约束-反控制”“合法合规-反控制”三种反控制机制，从而使基层运动式治理呈现适度供给的特点。约束型控制使国家权力下沉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双重统一，改变了基层权力结构和关系结构。行政发包制是约束型控制的制度基础，完善基层运动式治理应当从机制和体制两方面入手。在机制方面，基层运动式治理须建构约束型控制的组织控制方式；在体制方面，我国应当继续加强行政发包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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