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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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内涵与重大意义

姚修杰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1): 1-8.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1.001

摘要（1019）

PDF（pc）（713KB）（328）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统部署，这既是对党领导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从理论内涵层面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党的领导”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首要原则，将“人民至上”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懈追求，将“两个结合”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先导，将“守正创新”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锁匙，将“对外开放”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构成了一个具有严谨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发展了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内容体系，并将其推向了新的高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指明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路径，深刻回答了改革“为了谁、依靠谁、造福谁”这一根本问题，凝聚了全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路径选择，拓展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全新视野，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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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实践方略

裴广一, 王菲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1): 9-20.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1.002

摘要（777）

PDF（pc）（1182KB）（432）

聚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兼顾“质”与“量”的双重目标。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策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战略需求。从生成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质”与“量”思想为其提供了根本理论支撑，新中国历来的经济发展“质”与“量”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历史遵循，习近平新时代经济发展“质”与“量”思想为其提供了科学实践要求。从科学内涵来看，确定质量指标、弥补质量短板、注重创新和技术升级是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的关键所在；不同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经济量的合理增长更加注重平衡发展、可持续增长、改善收入分配和消除社会不平等。从实践方略来看，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保障，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战略支撑，统筹推进经济发展提质增量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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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律大模型构建的模式选择和实践路径

李鑫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1): 21-36.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1.003

摘要（1380）

PDF（pc）（866KB）（1699）

法律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的发展先后经历了总结推理规则的“推理期”、构建专家知识的“知识期”和运用机器学习的“学习期”，现在已经进入法律大模型构建的“大模型期”。法律大模型构建一般以通用大模型为底座，构建模式主要有通用大模型微调模式与专家知识库增强模式，两种构建模式在数据准备、算力资源、训练过程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已纷纷投入法律垂直领域大模型构建的探索实践，但受到数据质量偏低、法律知识不全、算法解释困难、提示工程缺失等问题的限制，法律大模型的研究和应用尚未达到预期效果。在构建法律大模型时，应充分考虑模型开源程度、训练参数量、领域相关性、服务模式、应用场景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通用大模型作为模型底座，然后按照法律数据、法律知识、指令工程、结果评估等四个关键步骤提升模型效果，在几大核心业务场景的应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和反馈法律大模型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持续调整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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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元宇宙背景下数据互联互通的理论难题与解决路径

周瑞珏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1): 37-48.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1.004

摘要（766）

PDF（pc）（824KB）（327）

元宇宙作为互联网未来的技术形态，具有更深层次的开放互联特征。元宇宙通过整合虚拟现实、数字孪生、区块链等信息技术，能够在办公、演出、旅游、游戏等应用场景提供虚实结合的服务体验。实现这一技术目标的关键环节在于社会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但是数据权属不明、收益归属不明、安全风险难控制等问题阻碍数据资源的流动与整合。从数据关系理论来看，数据的经济价值来源除了数据本身包括的信息内容之外，还包括数据与数据之间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在权益层面分别对应个体性权益与群体性权益两种类型。不同的权益类型意味着不同的保护模式与治理路径，需要从数据格式的可用标准、群体性数据使用规则、公私数据共同收益规则以及特殊的数据安全评估四个层面实现数据互联互通的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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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劳动就业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

陈仁兴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1): 49-58.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1.005

摘要（821）

PDF（pc）（752KB）（707）

劳动就业政策与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新质生产力与劳动就业政策之间存在一种互嵌式关系，新质生产力对劳动就业政策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和新挑战，劳动就业政策需要在回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与完善。劳动就业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领域包括劳动保护、失业保险、公共就业服务、职业培训等，在保障劳动者权益、提升就业质量以及促进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然而，现有劳动就业政策在回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方面存在滞后性，不同政策子系统未能主动适应与调整。具体来看，劳动就业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劳动保护政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不足，失业保险政策的促就业功能乏力，公共就业服务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以及就业培训内容滞后等。因此，通过调整劳动保护政策方向，局部重塑失业保险政策，建立劳动力需求为导向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重构劳动力培养为核心的就业培训政策设计，实现劳动就业政策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的有效互动，从而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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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型举国体制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国模式和机制创新

刘典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1): 59-70.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1.006

摘要（1110）

PDF（pc）（809KB）（677）

新型举国体制可通过整合型创新生态机制、动态反馈与持续迭代机制、开拓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有效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整合型创新生态机制强调政府引导、产学研用协同合作和市场机制的高效利用，从而构建一个协同高效、资源共享的创新环境，推动技术扩散和应用。动态反馈与持续迭代机制可通过快速响应市场反馈、实施灵活的研发策略、鼓励快速试错和持续学习，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并以此推动中国创新体系从技术扩散和应用导向向持续迭代导向转变。开拓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可通过国内市场的深度开发和国际市场的积极拓展，增强国内经济的自主性和韧性，同时促进中国与全球市场的深度融合。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寻求国际合作和技术交流，以及利用跨国公司和海外投资推广国家品牌和技术产品，可提升中国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双向开放和全球竞争策略有望进一步提升国家的全球竞争力，并为全球创新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总体来看，新型举国体制融合双元驱动型和闭环创新型的特点，可实现从技术扩散和应用导向向持续迭代导向的转变。通过整合国内外资源、优化创新环境、促进开放合作，新型举国体制有望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全球创新体系提供新的动力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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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态环境“首违不罚”的规制逻辑及困局破解

李爱年, 万知涵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1): 71-81.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1.007

摘要（1103）

PDF（pc）（831KB）（1523）

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1款明文规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学理上将其概括为“首违不罚”制度。为优化营商环境，贯彻生态保护优先理念，生态环境部2023年修改的《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明确将“首违不罚”制度引入生态环境领域。作为缓解行政处罚重罚化趋向的新型制度创新，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在优化环境治理方式上具有显著优势。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制逻辑，包括以静态内涵、动态适用为主要特征的规范逻辑，以激励性预防为主体、威慑性预防为保障的实践逻辑。与之对应，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存在规范结构上的“前宽后窄”式缺陷，实践运行中威慑性预防效果不佳、激励性预防效果被俘获等困局。对此，有必要结合其规制逻辑及适用困局设置具有实操性、针对性的因应之策：一方面应以要件裁量基准、效果裁量构造为抓手，优化生态环境“首违不罚”的规范适用体系；另一方面，宜以生态环境领域多元责任体系、涉事企业内部管理型规制为切口，补强生态环境“首违不罚”的实践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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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污染环境罪法益的嬗变与认定

刘霜, 张尊仆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1): 82-91.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1.008

摘要（838）

PDF（pc）（788KB）（222）

法益的释明是解决当前污染环境犯罪认定模糊性之关键所在。以数次环境犯罪刑法修正为依归，污染环境罪法益呈现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纯生态学法益论、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为梯度的理论观念嬗变。相较前两种法益理论，尽管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更具说服力，但其在二元主体内部如何处理人的生存发展权与生态环境法益的关系，且能否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相融仍存疑问。因此，为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顺利进行，需要在内部结构和外在方式两个侧面建构诠释污染环境罪法益。在内部结构上，应厘清人的生存发展权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的位阶比例关系，通过明确污染环境罪法益的可修复性从而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相协调。在法益保护的外在方式上，应发挥法益理论的解释功能，指导污染环境罪行为方式、行为对象、既未遂形态以及因果关系的认定，以此建构污染环境罪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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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微罪附随后果的性质归属与改造进路

李长友, 仲家乐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1): 92-104.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1.009

摘要（987）

PDF（pc）（1724KB）（432）

微罪是最高刑为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既包括最高法定刑为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也包括宣告刑为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我国微罪附随后果具有复杂混合属性，体系庞杂散乱的同时违背了责任自负原则，歧视性职业限制内容违反了平等原则，同时微罪罪犯回归社会亦面临重重阻碍。应以作用主体为联结点区分微罪直接性附随后果与微罪间接性附随后果。前者应当在规范层面明确微罪概念并谨慎增设微罪，实现刑法内资格刑体系与刑法外资格类限制的协调，并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后者应以禁止适用为原则，允许适用为例外，在构建微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同时加大个人信息保护力度，加强社会价值正向引导，完善相应救济措施，在刑法内外双轨并行下实现微罪附随后果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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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民营经济的刑法保护：规范演进、现实问题与完善路径

何燕华, 张睿琳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1): 105-115.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1.010

摘要（831）

PDF（pc）（881KB）（494）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应和公有制经济一样平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党中央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激励下，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宪法中的法律地位逐步上升，刑法对民营经济的保护力度也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刑法保护的规范演进经历了对民营经济主体犯罪行为从严惩处、差别保护和同等保护三个阶段，体现出刑法对宪法变迁的折射和回应。但从刑事法律规范的立法实践来看，仍然存在刑法平等保护的观念尚未完全贯彻、保护范围不一致和保护力度有区别等问题。推动刑法对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需要继续在立法理念上强化平等保护；适当推动司法上的犯罪化，确立以行为为核心的犯罪化模式，扩大对民营经济的保护范围；恰当评价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性，矫正背信犯罪法定刑设置的失衡，加大对背信犯罪的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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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客户集中度会影响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池国华, 周正义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1): 116-127.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1.011

摘要（642）

PDF（pc）（809KB）（323）

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是隐性腐败的典型表现，严重损害公司价值。采用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客户集中度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的客户集中度越高，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程度越低，并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客户集中度增加时，企业信息不对称降低、管理层风险感知增强，进而抑制了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客户监督能力和监督意愿较强以及高管面临的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较高时，客户集中度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经济后果检验揭示，客户集中度抑制了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进而降低了代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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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审计师能识别企业的策略性数字化转型行为吗？——基于“言”和“行”双维度的实证分析

代彬, 闵诗尧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1): 128-138.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1.012

摘要（1337）

PDF（pc）（793KB）（233）

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为呈现形式上迎合而实质上保守的特点。从“言”和“行”两个角度考察企业策略性数字化转型对审计风险识别的影响发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多言寡行”不仅降低关键审计事项语调的积极性，而且提升审计收费与审计投入；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是策略性数字化转型行为影响审计师风险识别的重要渠道；在国有企业、审计师能力较弱和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策略性数字化转型对关键审计事项语调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而在非国有企业和审计师能力较强的企业中，策略性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投入和审计收费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同时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策略性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的负向影响更显著。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与完整是资本市场稳健运行的基石。针对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目标与实际操作脱节的问题，审计师需制定个性化的审计策略，提升专业技能，以确保非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透明度。此外，监管机构应完善相关法规，加强监督与培训，多方合力共同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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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东西对流”双重视域下中国艺术的现代转化——以1930年代《艺风》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谢纳, 吴越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1): 139-145.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1.013

摘要（777）

PDF（pc）（772KB）（710）

1930年代,以“艺风社”成员为代表的一批留学欧洲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思想为最初诉求的中国艺术家，意外地从当时西方现代主义“反思现代性”的“东方转向”中获得灵感和启示，形成新的艺术主张。他们既根植于本土又稔熟于西方，既承继于传统又标举于先锋，既崇尚现代主义艺术又推崇中国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他们以《艺风》为阵地，从“东西对流”交错会通的“双重视域”出发，重释东方、重估传统，开具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现代主义式的中国新传统主义”文化拯救方案。一方面，他们介绍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探索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与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存在的关联，主张中国传统艺术应在与现代主义艺术的“对流”中突破自身文化阈限，通过东西文化的交流互鉴展现其现代张力；另一方面，他们积极研究中国民间艺术，以改变“雅”“俗”对立的偏见，推动中国艺术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换，实现中国艺术的现代转化。当下，重返20世纪初中国艺术出路探寻的思想现场，理解新时代中国文化艺术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具有艺术思想史的学术价值，也具有文化思想史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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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形构与反形构：沈从文与文学史的三场“对话”

黑白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1): 146-157.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1.014

摘要（873）

PDF（pc）（1237KB）（518）

一代又一代文学史家在对沈从文的价值判断中形构出三种审美场域。他们曾以“反映论+阶级论”作为绝对标准，使沈从文背负数十年“空虚浮乏”的文学史镜像和“阶级成分”的划定“原罪”；也曾标举“文学性”作为主要审美原则，堪称沈从文是浓缩整个民族和数千年历史为心灵哀欢的“巨人”。在20世纪80—90年代思想解放与文学价值重估后，文学史家纷纷转向以复调、多元书写和全球化视角再造沈从文的文学史形象，稳定其在文学艺术和思想史上的客观地位。但由作家和文学史构筑的文学关系场，并非一条单向通道，作家与文学史不是简单的记录与陈述关系，而是一种形构与反形构的深层互动。沈从文在与文学史“对话”的显与隐中，不断调整反形构自塑的“书写策略”与“自我技术”，从而由小说创作转向旧体诗创作，以及物质文化研究等新领域。这一职业转向，不仅折射出沈从文个人主义与集体良知的一体两面，也揭示了文学场中“象征资本”的迁移过程，同时显现出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作家、文学与历史之深层互动关系。一方面，沈从文通过自传、散文、书信、诗歌等书写实践，持续思考并介入社会场域，“用人事写成的大书”完成反形构自塑；另一方面，沈从文通过以湘西为底本的物质文化研究著作，重塑“湘西—中国”诗心链，乃至将其熔铸成全国各族人民休戚与共的中华文明生命体，借此想象一种更加符合人类生命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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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认识与实践：精神生产的双重进路——兼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能

王欣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1): 158-167.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1.015

摘要（738）

PDF（pc）（770KB）（193）

从“人是万物的尺度”到“绝对精神”，是人的主体性地位、“精神”和“自由”的确立史，产生了以黑格尔和斯密为代表的不同精神生产理论进路，它们构成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批判对象。马克思主义认为，精神生产是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的统一。作为认识活动的精神生产逐渐脱离对物质生产活动的依赖而主导人类的生产实践，在现实中表现为科技创新对生产力的颠覆性作用。作为认识活动的精神生产提高了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属性的认识能力，是科技创新的本源，是新质生产力的源头活水；作为实践活动的精神生产创造并规范和引导先进知识与科学技术，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能，也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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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心理健康观价值向度的历史演进与重塑

秦瑶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1): 168-175.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1.016

摘要（838）

PDF（pc）（727KB）（327）

心理健康观不仅关乎个体心理健康的科学描述，更包含其价值基础，意味着心理健康该有的价值追求。在价值向度的生成层面，心理健康观的历史演进呈现出从拒斥价值到主动倡导价值的过程。早期的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更多关注心理健康的事实层面，但也隐含着价值讨论，或者内化价值，将心理健康视为个体内部心理结构的平衡，或者外塑价值，认为行为适应社会即心理健康。而人本主义则明确提出心理健康是一个价值问题，强调人的内在价值实现；积极心理学也含有价值判断，关注人的积极心理品质与幸福感。在价值向度的发展层面，东西方心理健康观存在显著差异。西方心理健康观与个体主义价值观紧密相连，强调创造性价值、体验性价值和态度性价值，注重个体的独立性、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而东方心理健康观受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影响，更注重道德修养、自然顺应和心灵净化，强调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相互依赖和社会奉献。当代社会，无论是西方个体主义价值还是东方集体主义价值，二者均不能单独用于指导心理健康实践，应以马克思主义全面人性观从自然维度、现实社会维度、历史文化维度和精神生活维度全面认识和界定人性的本质，以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重塑当代心理健康观，进而推动社会和谐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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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高质量发展南京倡议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1): 176-176.

摘要（331）

PDF（pc）（137KB）（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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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理论生成·叙事结构·时代价值

任志江, 刘文韬, 卢达全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2): 1-13.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2.001

摘要（593）

PDF（pc）（886KB）（389）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扎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关于现代化的基本原理、立足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对世界现代化话语的本土性释义、吸收世界近代以来相关文明理念与西方原初现代化理论、借鉴列宁和斯大林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相关理论，其生成过程经历了初步酝酿、筑根奠基、开创发展、推进拓展四个阶段。从叙事结构上看，其在叙事立场上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叙事指向上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追求、在叙事范畴上形成“从局部重点到全面系统”的内涵延展、在叙事特点上坚持“走自己的路”的模式定位、在叙事主线上把握“革命”与“现代化”的互动融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最新成果，“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同感，塑造了世界各国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认知，提升了中国国际话语权，重构了世界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既有格局，并由此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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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制度建构

马福运, 杨繁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2): 14-24.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2.002

摘要（421）

PDF（pc）（807KB）（107）

扎实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也应在新时代实践中建立健全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为扎实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通过系统规范、结构合理、协同高效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持久的精神支撑，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治国理政全过程。建构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应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统领，坚持精神共富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内在统一、精神产品共创效率与共享公平统筹兼顾等原则，以基本经济制度助推精神生产高质量发展与公平分配，以深化文化制度改革充实中国特色优质精神资源供给，以现代治理制度促进精神发展成果共建共治共享，以现代教育制度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并逐步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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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延安时期中共报刊推进“第二个结合”的逻辑理路

李伏清, 李翠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2): 25-33.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2.003

摘要（464）

PDF（pc）（761KB）（262）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关键时期。推进“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必然选择，既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又深深植根于时代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客观需要。面对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文化担当，以党报党刊为重要载体，通过内外部条件的互动交织，推动“第二个结合”进程持续深化，成为驱动革命理论创新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引擎。在具体方式上，中国共产党以中共报刊为载体，运用别具匠心的手法，以彰显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加以阐释，在思想层面深度融通，在理论维度积极创新，以敏锐的理论洞察明确了文化交融的方向，为“第二个结合”构建了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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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深化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融合的意义与方法

季浏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2): 34-44.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2.004

摘要（778）

PDF（pc）（784KB）（468）

当代科技和教育发展大力倡导学科交叉与融合，深化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融合体现了鲜明的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创新导向，旨在贯彻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全面发展。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融合实践表明，虽然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有所不同和侧重，但都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要改变只重视体育教育而忽视健康教育的倾向，要改变只是将体育教育和健康教育看成是两个学科或两门课程的观点，要改变实践教学中单纯地将体育教育和健康教育完全割裂开来的现状。我国深化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融合，应树立“大体育观”“大健康观”“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整体观”，破除就体育论体育、就健康论健康的传统思维，跳出学科设置窠臼，整体对待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重视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的结构化知识和技能教学，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创设真实的复杂运动和生活情境，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核心素养；注重跨学科主题学习，增强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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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职前健康与体育教师培养：澳大利亚的经验与启示

王健, 何毅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2): 45-54.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2.005

摘要（570）

PDF（pc）（804KB）（811）

澳大利亚职前健康与体育教师教育改革为我国体育与健康教师教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其经历萌芽期、初创期、演化期、成型期、改革发展期等五个阶段，在准入标准、课程设置和毕业要求等方面对健康与体育教师教育项目作出规定，旨在从职前教师教育的“入口”“加工”和“出口”等保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澳大利亚职前健康与体育教师教育有其特色经验，表现为：准入门槛高，学术成绩与非学术能力并重；强调拓展第二学科教育教学领域，办学特色鲜明；以一般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为核心，促进体育与健康教育的融合；丰富职业技能，注重对职前教师成长与专业发展的引导。我国职前体育教师教育改革应提高职前体育教师准入门槛，建立并完善多维选拔机制；明确专业定位，培养体育与健康教育教学领域“复合型”人才；优化教师教育类课程体系，广泛纳入健康教育类课程；拓展职业技能范畴，提升体育教师职业的社会认可度；以产出为导向，制定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学习成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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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以社区体育健康治理创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董传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2): 55-66.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2.006

摘要（613）

PDF（pc）（1355KB）（384）

社区体育健康治理助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路径。国内外社区体育健康治理以全面提升人口素质为需求引导，注重多元主体参与协同，形成政府主导模式、自治型模式和混合型模式以探索解决健康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我国社区体育健康治理涉及体育健康价值链开发、体育健康治理体系构建、社区体育健康共治机制创新。建立体育健康价值链需以人口素质良好为价值基础，以资源整合和嵌套治理为基本手段，融合主动健康观念、体育健康政策等，激励社区居民普遍养成体育健康行为。在明确体育健康价值的基础上，社区体育健康治理体系构建需充分考虑社区场域中主体、客体、活动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状态，合理推动“四要素”的良性互动，达到主体统筹推进、客体充分动员、活动有效开展和环境充分赋能的基本目标。为实现以人口素质优良为基本目标的社区体育健康治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健康社区，需探索创新多元主体共治机制、“一老一小”联动协治机制、体育赛事驱动机制和居民自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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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推进大中小学中华武术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

郭玉成, 黄逸桓, 李忠瑞, 刘韬光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2): 67-75.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2.007

摘要（553）

PDF（pc）（806KB）（321）

推进大中小学中华武术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新时代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和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目标定位上，大中小学中华武术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的目标是形成一体推进、分众实施的顶层设计，实现知识传授、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构建纵向衔接、横向贯通的课程结构。在教学体系上，大中小学中华武术课程的教学体系框架包含聚焦各学段侧重点的教学目标，契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教学内容，遵循学段学情特征的教学方法，立足学段衔接贯通的教学评价，汇聚多元育人合力的教学保障。在实践策略上，推进大中小学中华武术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应立足长期性、主体性，明确协调互补的教学理念；把握系统性、层级性，建设一体贯通的教材体系；着眼组织性、互通性，打造协作共进的师资队伍；秉持融通性、开放性，搭建多维共享的资源平台；面向全局性、长效性，建立多方协同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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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主体间性逻辑

韩升, 张瑜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2): 76-83.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2.008

摘要（526）

PDF（pc）（760KB）（172）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重要逻辑转向。基于主体间性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是在超越传统主体性社会治理基础上的创新性实践，既打破了单一主体局限，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又消解了“主”“客”二元思维，促使社会治理范式由“协作治理”向“合作治理”转变，还克服了主体交往矛盾，推动社会治理格局由“共建共享”向“共建共治共享”转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势下，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风险加剧、多元文化碰撞、信息大爆炸等现象加速演变，使得主体间性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面临多重现实困境，尤其是给多元治理主体间合作互动带来诸多考验与挑战，如多元价值的交互渗透离散治理主体间的价值共识，社会个体化趋势影响治理主体间协同合作意愿，公民责任意识淡薄削弱治理主体间共治成效。因此，新时代主体间性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要进一步践行协商民主，增进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强化科技支撑，建构信息时代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坚持德法共治，营造和谐有序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环境；融入核心价值观，凝聚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行动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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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腐败现象的生成机理及腐败治理转型

郑英龙, 任烨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2): 84-96.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2.009

摘要（632）

PDF（pc）（852KB）（691）

腐败作为具有复杂生成机理的社会病理现象，其发生逻辑嵌套于权力运行系统的制度缺陷、经济转型期的资源错配、传统文化中的权力异化观念以及个体行为决策的选择等多重维度的交互作用之中。针对腐败现象，我国已建立起以法律法规制度和监督监察为核心的特色治理框架，但是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公众权利意识的提升，亟须构建涵盖法治建设、政府管理、社会公正与公众参与的四维综合治理体系。在法治建设维度，从分散立法转向体系化法治，整合反腐败法律规范与党内法规，强化执法独立性与技术赋能；在政府管理维度，从侧重封闭管理转向透明治理，通过政务公开机制重构权力运行逻辑，以社会监督弥补传统监察的盲区；在社会公正维度，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通过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与改革收入分配消解腐败诱因；在公众参与维度，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制衡，依托公民教育培育廉洁文化，畅通公民监督渠道，构建多层级监督网络。由此，通过制度整合与主体协同，增强腐败治理体系的“系统韧性”，以真正实现从“治标惩处”到“标本兼治”的范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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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理论历程——一个思想实践的分析

暨爱民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2): 97-107.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2.010

摘要（644）

PDF（pc）（836KB）（711）

中华民族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内容。20世纪上半期党的中华民族理论经历了一个由意涵模糊到逐渐明晰的过程。1920年前后，“中华民族”主要对举国际帝国主义，集中表述国家与国民，侧重帝国主义钳制下整个国家的独立与解放。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考与问题关怀发生转向，虽仍未对“中华民族”概念作明确阐释，但语义已开始指向包括汉、满、蒙、回、藏、苗、黎、瑶、彝等全中国各民族，初步体现出“上位”概念的特点。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推促了中国共产党之中华民族理论自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阐释了“中华民族”的起源与构成、民族特点和历史任务，反映了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统一性取得了认识上的重大飞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实践，成为团结全国各民族一致抗日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理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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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营利型维权经验评估裁判模式的评价与超越

李可, 张文晋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2): 108-117.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2.011

摘要（398）

PDF（pc）（765KB）（292）

营利型维权是指行为主体利用可能的维权路径，借维权之机获取一定利益的行为。为了应对营利型维权，司法实践中基本形成了一种经验评估模式，整体上该模式对营利型维权已起到初步控制的作用，相关案件的数量已大幅度减少。然而，该模式的底层逻辑为“重评估维权主体，轻评估责任主体”，故存在诸多不足：法律法规的冲突和缺失影响控制功能的发挥；司法实践中将现有经验直接套用在全部领域的做法导致分类标准的妥当性存疑；相关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判断依据倒置，容易产生一种以判断维权主体否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从而放弃追究责任主体违法行为的极端情形。在合法性既定的情况下，法院应考虑从定性和定量两个层面对营利型维权进行评价。就定性而言，是对营利型维权的正当性进行判断，而定量则是对营利型维权的适当性进行考察。通过对营利型维权进行“先定性后定量”的双阶层评估，既能够避免因缺乏正当性而错误打击合法主体，也能够防范因突破适当性导致维权主体过多获益，还能够防止出现具备正当性却不追究责任主体责任的特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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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网络反不正当竞争中的商业道德认定——以利益衡量为中心

汪发洋, 刘斓鑫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2): 118-129.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2.012

摘要（588）

PDF（pc）（853KB）（733）

在数字经济时代，竞争样态和商业模式日益多样和复杂，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违法性认定越来越依赖商业道德的判定，却无法避免“道德泛化”带来的立法、司法和守法困境。这种困境的本质在于商业道德的既有认定方式存在局限性，尤其对于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而言，商业道德的快速更迭与法律的稳定性之间存在冲突，主观正义创制与客观判定标准之间常常博弈。以经营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基础的三元利益衡量解构传统的商业道德认定标准是可行的应对路径。网络反不正当竞争中商业道德的认定，应首先从理论上矫正经营者利益、强化消费者利益和补充公共利益，从而调试校准三元利益的保护程度。在此基础上，应分类定位B2B和B2C的场景模式，确定需要优先考量的利益（经营者利益或者消费者利益），再综合考量其他两种利益并发挥公共利益的衡平作用，以此确立利益衡量为中心的商业道德认定的应用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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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教育的文化再生产逻辑与实践路径——伯恩斯坦符码理论的视角

周旻, 黄圣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2): 130-137.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2.013

摘要（1162）

PDF（pc）（723KB）（622）

符码理论作为伯恩斯坦社会学思想的核心，突破了传统经济决定论的局限，聚焦语言的社会性编码与教育实践，旨在揭示教育如何通过语言符码的社会属性参与文化再生产，为理解教育不平等与社会结构固化提供了独特视角。现有的教育公平研究多集中于资源分配、政策设计等宏观维度，对语言符码这一微观文化机制探讨不足。符码理论融合了福柯的话语权力和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通过“分类”“架构”“官方知识”“显式教学”“隐式教学”等概念，解构教育场域中语言符码的运作逻辑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路径。精致型符码与限制型符码的划分映射出语言使用中的权力差异；强分类与强架构的规约强化了官方知识的权威与认同；显式教学与隐式教学作为具体的实践手段，巩固着不同群体的文化资本。可见，通过语言符码的筛选、知识分配与教学控制，教育作为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媒介，隐蔽地传递着文化优势与权力关系。因此，教育实践应正视符码的多元性，加强不同话语的平等对话，以促进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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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理性道德教育理论的核心要义及适切性剖判

刘晓红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2): 138-144.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2.014

摘要（514）

PDF（pc）（745KB）（93）

德育理论来源于德育实践，并为解决德育困境提供理论指导和价值指向。在全球化、多元化、现代化叠加时代，道德教育面临道德规范与应用情境匹配失灵、道德规范内容及依据广存争议、德育施行乏术等诸多困境。实践者导向的理性道德教育理论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理性道德教育理论聚焦德育“教什么”和“怎么教”两大核心议题，从理性主义视角重新定义德育目标为实现完全道德承诺，针对合理、有争议和不合理道德规范，分别采用道德养成、指导性道德探究和非指导性道德探究等方法，构建基于德育内容和德育方法的分类德育实践指导框架。理性道德教育理论发源于西方理性主义土壤，其探求平等、法治、公正之价值追求和取向可助力消解我国传统德育“重情轻理”桎梏，推促新时代德育理论与德育实践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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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质生产力发展与资历框架构建的耦合机理及实现路径

黄金梓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2): 145-154.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2.015

摘要（427）

PDF（pc）（883KB）（250）

在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与助推下，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不断迭代升级，意味着对高素质新型劳动者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推进旨在培育新型劳动者的资历框架构建提供了契机且具有耦合交织关系。从耦合机理来看，新质生产力发展是激活资历框架构建的新动能，资历框架构建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与资历框架构建的耦合不仅有助于实现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还能促进创新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从而共同助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与资历框架构建的耦合度较低，表现为高技能人才结构失衡、职业资格制度滞后和资历框架元标准缺失等。为进一步促进二者的高度耦合，应建立数字化学习成果认证机制，释放新型劳动者价值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资历衔接机制，引导新型劳动者向新产业集聚；制定资历框架元标准，壮大新型劳动者队伍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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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政策细化能消解政策模糊吗？——基于中间层政府行动偏差的反思

杜其君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2): 155-165.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2.016

摘要（720）

PDF（pc）（823KB）（308）

在应然层面，政策细化能够消解政策模糊，中间层政府通过嵌入地方情境，分解政策任务，从而实现政策目标的逐层清晰、政策工具的逐层适配、技术标准的逐层精细、考核要求的逐层明确。但是，在复杂情境中，政策模糊为中间层政府预留了自主性的行动空间，中间层政府在政策细化时便可能偏离应然轨道，造成细化的偏差，表现为因细化不足而导致的模糊延续和因细化过载而造成的层层加码。政策细化偏差的形成具有四重机制：多任务情境中的边界超越、权责错位情境中的责任转移、不确定性情境中的风险规避、地方竞争情境中的绩效竞逐，致使中间层政府在政策细化中选择不同的方式，最后导致政策细化难以实现应然功能。模糊延续和层层加码虽然有利于增强中间层政府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灵活度，防止科层执行力的衰减，但也存在阻滞政策行动和加重基层负担的负效应。对此，需要促进任务与资源的平衡协调，根据政策权力建立和完善责任清单，增强中间层政府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完善政策细化的绩效考核方式。对政策细化消解政策模糊功能的分析，证明了政策细化与政策清晰之间并非线性关系，这有利于更加理性、全面地把握政策细化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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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凝聚起强国复兴的磅礴伟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力的五个层面

肖映胜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3): 1-7.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3.001

摘要（449）

PDF（pc）（734KB）（400）

伟大的事业需要科学真理的理论指导，也需要科学真理转化而来的磅礴伟力的推进。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牢立足中国实际又放眼当今世界，既坚定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又推动世界的共同发展，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又为世界人民谋发展，既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进步事业作贡献，既是中国人民的行动指南，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这一思想凝聚了团结奋斗、历史主动、伟大斗争、开拓创新、自信自强的磅礴伟力，是实现强国复兴的科学真理。当今中国“两个全面”目标的宏伟性、“中国式现代化”任务的艰巨性，以及“两个大局”形势的复杂性，迫切需要我们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加快真理力量向实践力量的转化，凝聚起亿万人民强国复兴的磅礴伟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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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数实深度融合的数字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路径——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温军, 刁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3): 8-16.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3.002

摘要（685）

PDF（pc）（809KB）（547）

我国数字产业集群发展在数实深度融合下呈现出制度协同与市场驱动的复合优势，具体表现为“新型举国体制”+“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架构、“产业体系健全”+“生产能力强大”的产业链协同、“完整创新链条”+“紧密集成价值链条”的双链赋能以及“统一大市场”+“庞大数字基础”的市场生态。数字产业集群通过技术渗透实现了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价值链条重构，但所面临的深层约束与挑战也十分明显。创新生态的系统性薄弱，使集群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滞后、转化机制不畅；创新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严重，使传统核心产业与新业态兼容困难；创新节点易出现资源错配，使集群主体协同效能衰减；数据要素的流通壁垒与协同机制短板，制约着跨域创新的实现。因此，只有构建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协同的创新生态体系，实施多元数实融合驱动传统产业模式的数字化转型，完善数链融合机制提升创新主体的节点效能，建立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消除协同障碍，才能实现要素与结构相适配的数字产业集群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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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与政策创新

包国光, 黄成敬欣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3): 17-28.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3.003

摘要（436）

PDF（pc）（870KB）（438）

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基础保障，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二者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战场”，城市现代化对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至关重要。数字经济凭借较强渗透性、外溢性以及扩散性，在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促进消费扩容升级、有效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高水平推动人的现代化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已然成为扎实推进城市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支点。然而，城市现代化仍面临数字政府建设堵点亟需打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不足、数字平台反垄断规制困境凸显、后发地区“数字鸿沟”有待弥合等现实挑战，削弱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为此，应从纵深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数字平台反垄断规制、加速弥合区域数字鸿沟方面发力，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在推进城市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中的叠加、倍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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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党内法规的效力来源：理论评价与补强

周航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3): 29-39.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3.004

摘要（404）

PDF（pc）（834KB）（667）

党内法规的效力来源是党内法规研究领域的基础性理论问题，明确党内法规的效力来源对于提升党内法规文本质量，促进党内法规全面实施具有积极意义。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二者在效力来源方面共享某些相同要素，但亦存有差异。一方面，历史上不同法学流派对于法律效力来源的探索，为明确党内法规的效力来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我国学者关于党内法规效力来源的分析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积淀，对认识党内法规的效力来源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但也存在诸如过多套用国法理论而未能充分体现党内法规的特性、无法全面揭示不同历史阶段党内法规效力来源和简单移植域外理论等缺憾。结合党内法规文本、依规治党实践、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我国法治建设要求，补强党内法规效力来源的理论基础，应从依靠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历史经验、党内法规的正义性特征、党员对于党内法规的自觉认同以及以党纪为后盾的强制力保障等层面予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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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机制的组织基础与制度逻辑

曾钰诚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3): 40-50.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3.005

摘要（396）

PDF（pc）（733KB）（278）

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机制是党内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进党的政策权力监督与备案审查工作组织化、规范化，维护党的政策统一性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机制的组织结构呈现出“一元多层”的组织特征。一方面，党的领导体制对备案审查机制的统领性、中央备案审查权对地方备案审查权的主导性，形塑起备案审查机制的一元化组织结构；另一方面，备案审查权被系统划分为中央备案审查权、省级备案审查权、地市级备案审查权、县级备案审查权，形成了备案审查机制的层级化组织结构。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机制通过确立组织治理机制、组织责任机制、组织程序机制、组织激励机制等组织机制，架构了机制有效运转的制度网络。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认知合法性则共同提供了理解与阐释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机制制度合法性的分析框架。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机制建构背后呈现出三种统一关系交融的制度逻辑，即整体与局部相统一的结构逻辑、纵向与横向相统一的体制逻辑、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相统一的治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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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社会工作嵌入边疆治理的价值意蕴、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

罗强强, 方文丽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3): 51-58.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3.006

摘要（601）

PDF（pc）（764KB）（463）

边疆治理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边疆治理的区域性特征要求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参与其中。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嵌入边疆治理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它可以通过个案、小组、社区以及“集体”工作的方法使服务对象摆脱贫困文化及社会融入困境的束缚，从而在乡村振兴中增强其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同时，社会工作不仅关注服务对象的物质需求，还注意到服务对象的情感需要，在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能够使群众的内生情感与外生情感有机融合，进而形成良好的人际情感、群体情感和家国情感，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社会工作视人与自然为一种平等关系，并在生态治理的过程中能够链接多方资源从而促进环境正义。在处理边疆地区安全和周边关系时时，社会工作能够整合资源，协调各方利益，从而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但是社会工作在嵌入边疆社会治理过程中也存在忽视文化敏感力、服务成效不佳以及本土化进程缓慢等问题，因此应结合边疆的区域性特征培养符合边疆地区发展需求的社会工作人才，同时强化社会工作部的资源统筹协调能力，在此基础上构建边疆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从而更好地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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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省际行政交界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建设——制度阻滞破解与一体化共治路径

贾先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 (3): 59-66. DOI: 10.13438/j.cnki.jdxb.2025.03.007

摘要（502）

PDF（pc）（748KB）（577）

省际行政交界区因跨域治理能力不足导致生态环境风险叠加，其根源在于制度阻滞与协同机制的失灵。基于京津冀、长三角、泛珠三角等典型案例分析发现，现有合作机制虽然通过建章立制、平台构筑、设施共建和联动执法提升了局部治理能力，但由于受行政壁垒屏障、主体协同乏力、区域资源分散以及政策工具单一等四方面的制约，治理效能难以突破属地化管理桎梏。有鉴于此，应创建以“制度—主体—资源—工具”一体协同框架为核心的共治路径，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强化跨域治理目标服务能力，依托常态化协调机构激活多元主体联动合作效能，运用成本分摊与信息共享机制统筹优化资源配置，并持续推进区域法治化以及市场化改革以创新治理工具、提升治理能力，最终破解省际行政交界区生态治理碎片化困境，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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