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2, Vol. 33 ›› Issue (1): 137-141.DOI: 10.3969/j.issn.1007-4074.2012.01.029
摘要:学界针对文化研究的批评和指责,其实质都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即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问题。种种关于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观点都面临着语境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因此,我们有必要引入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参照系,在新的全球性历史语境中重估文化的位置。在资本强权逻辑的胁迫下,那种精心营构的有机的、批判的文化观念不得不让位于空洞媚俗的新自由主义大众文化。由此,我们提出重构一种有机的、具有批判潜能的文化的可能途径:一方面,阿帕杜拉的“草根性全球化”无疑敞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开启了一扇与全球资本主义若即若离的、便于开展游击战术的独特空间。那种有机的、建构的文化,正是有望从全球草根性群体中生发、蔓延,成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另类声音;另一方面,重返英国文化研究尤其是前伯明翰时期,在文化研究学术史的脉络梳理中发掘出文化、政治、经济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在文化研究兴起和全球旅行过程中的动态变化,无疑为我们在当下语境中重估文化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