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2年 第43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2-09-01
    迎接党的二十大专栏
    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本原意义与本真阐释
    黄显中, 胡丹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5):  1-9. 
    摘要 ( 742 )   PDF ( 191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在通达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在“革命之中”守护党的初心,“革命伦理”因“革命”而成为伦理之家,形成初心不断凝聚的伦理世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伦理创新,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具有整体性与具体性、生成性与超越性、内省性与持存性的伦理特征,具有本原伦理的先行筹划、实践伦理的自我造就、示范伦理的带动引领功能。营造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能够为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提供现实支撑,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伦理建设提供前提基础,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提供伦理认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提供关键工程,为创造性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提供方向指引。
    从思想引领到制度领导: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百年探索与治理启示
    丁辉侠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5):  10-17. 
    摘要 ( 618 )   PDF ( 134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贫困治理制度体系中,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这些思想也是中国贫困治理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基本价值遵循。从思想引领到制度领导,有效发挥思想引领力与制度领导力在贫困治理中的双重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成功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制度化不仅对相对贫困治理具有积极意义,对经济社会其他领域的治理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即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坚持不断发展和完善治理制度体系和坚持党政目标的一致性。只有把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融入国家治理制度之中,实现思想引领与制度领导的有机统一,才能取得卓越的治理效能。
    马克思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三个维度及其价值
    王雨辰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5):  18-28. 
    摘要 ( 1083 )   PDF ( 220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包括文化心理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三个维度。文化心理批判维度主要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的基础上,援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极权人格、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文化心理根源展开分析,探索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中介机制;技术理性批判维度主要揭示了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本质与缺陷,探讨了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异化使用的哲学世界观基础与现实根源,强调科学技术已经沦为一种控制和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工具;大众文化批判维度主要揭示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不仅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统治方式的变化,而且反驳了资产阶级学者所宣称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物质丰裕、无矛盾的理想社会的观点,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不过其危机的表现形式已经从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或者转化为社会发展日益总体化和个人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或者转化为合法性危机,因而西方社会仍然存在着革命的可能性。革命的前提就是通过对当代西方社会采取“大拒绝”的革命方略,并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价值在于把唯物史观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统治方式的新变化和革命的可能途径。其理论的弱点在于不能把经济批判、政治批判、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为在寻求西方人自由和解放的现实途径上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色彩。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钟启东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5):  29-36. 
    摘要 ( 707 )   PDF ( 136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开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对宗教、思辨法哲学等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否定性批判中,内在建构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要素与理论逻辑:从意识形态生成根源、精神变物质原理、理论实现条件等批判维度,深刻揭示了“颠倒的世界决定颠倒的世界意识”“彻底的副本批判必然会专注于原本和实践”“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以及“理论实现程度取决于国家需要程度”等基本规律,初步确立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念。
    《共产党宣言》时代观的革命意识和实践逻辑
    陈万球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5):  37-44. 
    摘要 ( 584 )   PDF ( 116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历史阶段不等于时代。在马克思看来,具有重大历史主题、典型社会矛盾的历史阶段才能被称为时代。时代不仅是人作为主体力量的发挥过程,也是对对象作为客体力量的利用过程,本质上是一个重大革命过程。无产阶级从普遍激动的时代,即具有无限革命热情的时代,跨入阶级对立简单化的资本主义时代,才获得政治解放的物质条件。只有进入“革命的社会主义”时代才能开启人的真正解放的大幕。只有认识哲学革命是时代社会革命的先导,才能把握用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思想路线的精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统一的时代,需要从《共产党宣言》时代观中,汲取革命意识,把握时代脉搏,倾听时代声音,坚持实践逻辑,回应时代之需和回答时代之问。
    政治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之维
    李建华, 江梓豪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5):  45-52. 
    摘要 ( 585 )   PDF ( 159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政治要求,也是一种伦理诉求,内含了诸多伦理价值和伦理精神。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伦理价值的社会源头发掘其坚实基础,更需要把这些伦理价值落实到相应的具体社会实践中去。探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依据,是新时代丰富民族理论的新尝试,旨在从伦理价值、伦理精神与伦理路径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共生、友爱与团结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价值,具有导向作用;包容、互助与尊重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精神,具有价值支撑作用;责任与发展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路径,具有具体的实践功能。
    人工智能助推多种监督类型贯通:逻辑·障碍·进路
    王凯伟, 汤棋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5):  53-60. 
    摘要 ( 602 )   PDF ( 153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助推监督方式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实现多种监督类型的贯通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基本要求之一。人工智能技术在推进多种监督类型贯通方面体现出符合现实需要的合法性逻辑,突显有效性的赋能逻辑和彰显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逻辑。然而,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进多种监督类型贯通时也遇到了多重障碍:数据黑箱、伦理风险、人工智能人才缺失、制度保障阙如以及贯通合力不足等。对此,应致力于破解数据黑箱、加强伦理反思、制度建设提升、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以及多种监督类型贯通的促进机制的健全,以提升监督体系的贯通力。
    法学
    大型数字平台猎杀式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规制难题与破解进路
    刘桂清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5):  61-74. 
    摘要 ( 807 )   PDF ( 244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大型数字平台企业以消除潜在竞争威胁、巩固既有垄断地位为目的对初创企业的猎杀式并购,对各反垄断辖区的经营者集中规制是一个重大挑战。由于初创企业成立时间短、规模小,此类并购通常达不到事先申报标准而不能进入竞争审查程序,而且即便进入后续的竞争审查,也由于竞争损害评估与证明困难而难以被合法制止或得到救济。鉴此,欧美国家在补充事先申报制度漏洞、挖掘现有竞争审查制度进路下的执法资源之外,开始借助对大型数字平台的专门立法,为平台并购设置“特别化”规则。我国对大型数字企业猎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亦有必要双管齐下,两条进路并举:一方面完善事先申报制度,针对数字企业并购特点调整竞争损害评估方法,必要时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引入事后规制之中;另一方面,针对特定关键企业,对超级数字平台的合并收购设定特殊的竞争审查规则,实行竞争损害举证责任倒置,从根本上缓解执法机构的举证困难。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德]苏珊·贝克/著, 王德政/译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5):  75-84. 
    摘要 ( 489 )   PDF ( 179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刑法中的罪责并改变了个人责任的基本概念。对于人类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合作,要在个案中详细地审查:机器如何参与决定的作出,人类的行为空间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个人的罪责是否被阻却或至少被极大地减轻。完全或在部分范围内让机器作出决定,会对罪责概念以及进一步对刑事责任产生许多问题,包括过失犯的预见可能性、客观归责、不当行为的可证明性等。在刑法上进行新的调整可能是有必要的,这涉及罪责、可归责性、可证明性和量刑,同时必须寻找刑法以外的其他解决方案,以持续防止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系统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经济学·管理学
    国家文化公园的“国家性”建构研究
    冷志明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5):  85-92. 
    摘要 ( 578 )   PDF ( 150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文化工程,是实现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裕的“国之大者”。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过程本质上是国家文化标识建构与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国家性”在其整体定位、建构意义与实现路径三个方面贯彻始终,并指导着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国家性”是国家文化公园的鲜明底色,也是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石。因此,推进“国家性”建构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重要着力点。
    目标设置如何影响公共项目绩效——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和组织沟通的调节效应
    张强, 施晚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5):  93-109. 
    摘要 ( 515 )   PDF ( 155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关键时期,而目标设置是预算绩效管理的基础环节。基于对广东省预算官员问卷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目标设置对公共项目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目标清晰度和目标参与对公共项目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在目标清晰度、目标参与对公共项目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组织沟通在目标清晰度对公共项目绩效的影响中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目标清晰度、自我效能感对公共项目绩效的影响路径中,经济发达地区要显著大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发现对于财政部门优化绩效目标设置、改进预算绩效管理,具有决策参考价值。
    大中型工业企业利润增长驱动因素的分解及演变(2001—2020)
    刘险峰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5):  110-119. 
    摘要 ( 471 )   PDF ( 123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采用LMDI数值分解法对大中型工业企业主营利润指标的研究表明,2001—2020年市场规模是驱动利润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经营效益因素,行业结构的变化影响很小。分2006/2001年、2011/2006年、2016/2012年和2020/2016年四期看,市场规模效应在第2期达到最大正向作用后不断下降,在第4期表现为负向效应;经营效益因素在前2期表现为稳定的正向效应,在第3期转为负向效应后在第4期成为唯一的正向效应因素;行业结构因素在第1-3期和第4期分别表现为正向和负向效应,但作用较小。因此,促进工业企业主营利润持续高质增长应注重稳定和扩大市场需求,尤其是国内需求规模,促进工业企业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利润创造能力,加快推动行业结构向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结构转换。
    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研究
    李青, 刘春湘, 郭梓焱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5):  120-130. 
    摘要 ( 494 )   PDF ( 107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村庄是公共品供给的重要主体,其供给效率一般与供给能力密切相关,然而村庄供给能力增强不一定会转化为供给意愿提升。基于对珠三角方村的田野调查,通过构建村民—村庄—政府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案例探讨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具有公共品供给能力,但将供给责任推卸给政府,呈现出策略性供给行为,具体表现为:依附式策略性供给、卸责式策略性供给、均衡式策略性供给和应付式策略性供给。该行为产生是因为村民保护集体产权按份共有制“私有财产”、村庄形式化民主反噬公共性和政府弱嵌入结构消解动员能力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其转向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公共品供给的边界、完善自主供给制度和重塑村庄社会资本等。
    文学·新闻传播学
    政治传播视野下习近平总书记的群众回信研究
    万忆, 齐卫平, 王钰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5):  131-141. 
    摘要 ( 540 )   PDF ( 117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给人民群众公开回信,回信对象涉及青少年群体、基层干部群众、科技文化工作者以及官兵战士等。回信时机多处于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红色节日、国际节日、重大活动和一些重要时间节点附近,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共鸣。回信内容涉及青年成长与成才报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升国家科技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新时代强军兴军新征程四大主题。回信具有短、实、新、亲的话语风格。这一工作方式是对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有效增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畅通了党群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反馈渠道,增强了全社会成员对于主流价值观的情感认同,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南亚裔流散作家“9·11文学”的政治书写
    罗琼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5):  142-149. 
    摘要 ( 363 )   PDF ( 81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9·11事件”后,文学成为南亚裔流散作家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有效场域,相关题材的文学创作在保有文学价值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意蕴。在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南亚裔流散作家必须跳出政治语境对文学话语的桎梏,在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与文学创作的虚构性之间寻找平衡;同时,弱化政治话语对人物情境的预设,从形象塑造的细节处入手,丰富人物个性化与群相特征,避免人物脸谱化倾向;此外,拉开与美国作家创伤叙事的距离,立足于流散作家的双重身份,论证创伤过程反向发生的可能性与路径。
    新时代 新青年 新学术:博士生论坛
    “复合型分离”:基层治理标准化实践的制度困境
    宋军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5):  150-160. 
    摘要 ( 535 )   PDF ( 164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前治理体系的主要目标,标准化是其中的重要尝试。基层标准化实施经常出现“二重性”特征,带来治理成效的同时也催生了形式主义问题。建立层级结构、特殊情境以及社会三维平衡的分析框架,根据对G镇标准化治理改革的追踪发现,其出现了替代、“反构”与分离的过程,现象表现为政治动员取代专业化思维、组织行动“反构”执行策略、治理标准与现实情境相分离。因此提出“复合型分离”的理论解释,规制性支柱、规范性支柱以及文化-认知性支柱是制度支柱的基础,而不同制度逻辑平衡的破坏导致不同制度支柱间的相互分离,进而使得组织行为变异。制度逻辑的统一必须依靠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双向互动的过程。因此,面对当前基层标准化实施困境,需要提高系统整合中的专业知识能力以及创造社会整合中自下而上的组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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