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张康之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6): 1-11.

摘要 ( 519 )

PDF ( 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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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中的所有异化都始于工作与生活的分离，工作与生活的分离导致了领域分化，进而带来了人的碎片化。社会治理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构成了专门的领域，其对社会所实施的是无所不在的控制。这种控制进一步加速了人的异化和整个社会的异化。异化在形式上有诸多表现，异化的具体原因也是多样的。其中，社会的形式化、结构化，技术的广泛介入以及人的行动的模式化，既是异化的表现也是异化的原因。在风险社会生成的过程中，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异化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之一。不过，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领域融合的迹象，而且首先表现为工作与生活的融合。于此之中，可以看到人的完整性的回归。这对于风险社会中的合作行动而言，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从消除贫困到共同富裕：《贝弗里奇报告》80年

高和荣, 汤珍妮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6): 12-18.

摘要 ( 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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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试图解决英国社会的就业不足与贫困等问题。《贝弗里奇报告》的出台是英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客观要求，它深受现代自由主义思潮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该报告的发表推动福利国家在英国的实现，对欧美乃至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福利建设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贝弗里奇报告》本身蕴含着充分就业与福利供给互为因果、循环论证的矛盾，使得充分就业只是一种乌托邦，贫困、愚昧及无知等问题无法真正解决。克服对《贝弗里奇报告》的迷思，需要回归到福利乃至国家的社会性质，从共同富裕的高度探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与贫困等问题的关系，将实现充分就业、摆脱贫困置于共同富裕这一战略目标下，在普及教育基础上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彻底解决充分就业与福利获得的矛盾、经济发展与贫困长存的矛盾。

自动化决策中数据处理者的合理分析义务

陈林林, 严书元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6): 19-28.

摘要 ( 4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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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立法形式规定数据处理者的合理分析义务，是预防算法风险、推进算法规制的一条基本路径。基于元规制理念的合理分析义务设置，既是一种过程性规制，也是一种目的性规制。该义务要求数据处理者既应保证分析过程正当，还要确保分析结果合理。合理分析义务目前分散规定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中，按照自动化决策流程可将其类型化为三项内容：分析前的注意义务、分析过程中的控制义务、分析后的审查义务。合理分析义务的规范取向是防止算法歧视，公平对待公民个人或数据主体。数据处理者违反此种义务将面临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当下主要的问责途径是惩治“大数据杀熟”“信息茧房”和“社会分选”现象。

公共性视角下平台“大数据杀熟”的规制逻辑与路径

郑鹏程, 龙森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6): 29-40.

摘要 ( 443 )

PDF ( 142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平台“大数据杀熟”是通过算法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存在社会伦理和技术伦理的双重可责性，应当予以规制。《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传统法律制度对“大数据杀熟”的规制存在理念与制度层面的困境。鉴于大数据平台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及“大数据杀熟”侵害对象的不特定性，“大数据杀熟”规制可以借鉴公用事业理论，采取事前监管方式，对适格的平台主体施加透明、合理、非歧视的价格制定和标示义务，并通过设立专业的平台监管机构，确保上述义务得到履行。

从强干预到弱干预：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型政府行为转型研究——基于L镇产业发展过程的案例分析

田先红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6): 41-52.

摘要 ( 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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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发展型国家的研究脉络，以L镇产业发展为例，分析了地方发展型政府行为演变的逻辑和机制。针对已有研究将地方发展型政府视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不足，进而提出发展型政府行为的结构性解释视角。研究发现，在取消农业税费之前，政府积极介入产业发展，政府、村集体和农民形成紧密关联的利益共同体，政府发展行为嵌入乡村社会之中。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解体、宏观政策制度环境的变化、乡村基层组织体系的松散化，这一系列结构性要素共同促成了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和行为转型。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实施以农业企业为主体的新型产业发展政策，将小农置于边缘化地位，不利于建立分散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体系。如何为广大分散小农户提供更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使产业发展政策重新嵌入基层社会，是未来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政策改进的方向。

乡村建设行动中的资源输入与村庄公共政治再造

陈锋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6): 53-61.

摘要 ( 359 )

PDF (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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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行动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为重新塑造村庄公共政治提供了契机。在实践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尤其是村庄自主使用公益资金的输入，结合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组织设置和相关议事监事制度的配套，能充分表达村民公共品供给的需求，体现出村庄的主体性，并激活村民自治。同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所建立的村规民约，明确了村民的权利与义务，具有对村民利益连带的强制力，从而也能有效克服公共品供给中法治剩余事务之外的农民不合作困境。以公共品需求表达为核心的分配型协商民主提高了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积极性，以利益规制为基础的村规民约实践则有效形塑了权利与义务相均衡的公民意识和乡村公共规则。对村庄公共政治进行再造，能够实现村庄社会的善治。

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属性与风险及其应对

刘建华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6): 62-69.

摘要 ( 1244 )

PDF ( 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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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引领和驱动未来世界颠覆性技术发展的人工智能，具有数据霸权、文化软实力和价值形塑等意识形态属性。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等实践中，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可避免产生政治引领力下降、思想凝聚力弱化、道德指向力失落和法律规制力失效等风险问题。警惕技术拜物教以及资本逻辑操控下的意识形态风险，确立主流意识形态在智能技术应用中的话语权，建立智能推送与公共责任动态平衡的调节器、建构人工智能的道德“护城河”、筑牢人工智能的“法律网”，是有效应对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彰显技术优势的应然举措，也是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对立到共促：问责机制与基层避责的关系转向——以基层政府减贫实践为讨论中心

孙良顺, 田泽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6): 70-79.

摘要 ( 547 )

PDF ( 140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完善的问责机制不仅是消解基层避责的重要手段，更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然而，地方政府在强化问责机制过程中出现了问责过度“工具化”的现象，致使基层政府倾向采用事前避责、被动避责等应对策略。基层治理中的政府权责失衡和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共同引起了基层避责的倾向，而非正式关系、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一致则为基层避责行为提供了可行空间。基层避责与问责不是“问题—手段”的单向关系，在问责消除基层避责的同时，基层避责也能推动问责的客体行为价值认知重塑、主体成效考核方式以及运行机制调适优化。需要结合治理实际需求优化问责制度的顶层设计、强化问责执行中的内部沟通、正视基层治理主体的有限理性特征，在优化问责机制和规避基层避责行为过程中，应寻找二者关系平衡的关键点。

乡村自驾游目的地选择偏好影响因素研究

黄炜, 陈乐, 肖露露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6): 80-91.

摘要 ( 466 )

PDF ( 212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当前自驾游客在乡村旅游目的地选择中,“旅途因素”已超越“目的地因素”,成为影响自驾群体对目的地选择决策的首要因素,其中,“旅途体验”和“旅途环境”所包含的多项因素的影响力强劲。在“目的地因素”中,“乡村知名度”不再产生关键作用,而“地域特色”“游客密度”等新因素开始呈现出显著影响。“旅游动机”“信息刺激”“个人特征”所包含的各项因素的影响作用发生新变化,“亲朋推荐”等因素的影响力超过传统媒体,“情感需求”“游伴结构”等因素对自驾群体选择乡村旅游目的地也产生重要影响。我国许多脱贫的乡村可抓住发展机遇和时间窗口,对标打造契合自驾群体偏好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朱鹏, 郭文凤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6): 92-101.

摘要 ( 780 )

PDF ( 239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以2010—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绿色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视角检验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重污染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具体来说，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进而促进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仅在国企、大规模企业和东部地区成立。这为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制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和推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宅基地制度改革与当代乡村建设模式构建

夏柱智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6): 102-110.

摘要 ( 349 )

PDF (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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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不仅依赖国家资源下乡，而且需要有效的宅基地制度供给。围绕乡村建设的宅基地制度基础，形成了开禁宅基地流转和强化公共治理两种不同的改革路径。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实践看，在用地规模和边界确定的背景下，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村庄空间的重新布局，涉及村庄规划及其有效执行，面临基层宅基地管理困境，适用于公共治理路径。可行的破解之道是以宅基地制度改革为契机，激活县乡村治理，从产权再造、二元共治和制度规约三个方面切入，形成有效的宅基地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基层村庄的乡村建设目前取得积极效果，基本形成“规划先行、村社主体、资源下乡”的乡村建设模式，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乡村建设目标。

城乡融合背景下传统农区宅基地治理的动力与路径选择

刘法威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6): 111-121.

摘要 ( 406 )

PDF (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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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区宅基地资源利用粗放，治理潜力巨大,而另一方面，传统农区工商业用地存量不足，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有限，无法满足乡村产业振兴和村庄自身集聚发展用地需求。传统农区城镇化快速推进，城镇建设用地需求旺盛，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又必然严控建设用地指标，形成乡村宅基地资源粗放利用与城乡建设用地紧缺的困局，宅基地治理成为突破困局的现实选择。但是，宅基地治理资金需求大，村庄和农户的分化导致农户的治理诉求各异和农民权益保障难等问题。宅基地治理的本质是资源配置问题，传统农区宅基地财产性价值弱，市场价值不彰，难以通过市场主导方式解决宅基地治理问题。基于此，应把宅基地治理与乡村建设和提升农民福利相结合，充分利用政府统筹和规划等方面的优势，采取政府主导、引导农户积极参与的方式推动宅基地治理，充分利用增减挂钩政策突破宅基地交易和价值的区域界限的优势，为宅基地治理提供资金。

帮扶模式、帮扶周期、帮扶力度与低收入群体增收效应

陈操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6): 122-131.

摘要 ( 422 )

PDF (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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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迈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征程中，低收入人群的稳定增收仍是关键。对低收入群体帮扶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但帮扶模式的多样性、时间的持久性与投入的强度等决策是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非对称地影响低收入群体增收。实证研究表明，帮扶模式多样性诱发的复杂利益博弈，造成规模经济效应减少、寻租机会增加、低收入群体增收潜力受损，间接降低低收入群体收入。帮扶持久性易产生帮扶政策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刺激低收入群体“等靠要”，激励社会“精英捕获”，进而降低低收入群体收入。而帮扶投入强度低弹性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建议制定政策以应对帮扶模式过度多样化、帮扶持久性失准和帮扶投入失衡问题，重点推行政府代缴新农合、政府代缴新农保、产业帮扶、耕地保护补贴与生计补助等帮扶模式，有效推进乡村振兴顺利实施。

后发展地区“贫困文化”话语：在学界与公众之间

邓澧雨, 游俊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6): 132-140.

摘要 ( 416 )

PDF (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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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献分析和扎根编码的方法，分析不同主体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发现：部分研究运用“贫困文化”理论以解释经济或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文化表征，使得西方话语构建的“贫困文化”在国内学界话语中发生变形。“贫困文化”逐渐被构建成贫困地区文化的集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集体表征是具有区域性的，倾向于认同经济后发展地区带有这种文化特征；公众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则倾向于个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个体表征主要集中在个人特征，认为“贫困文化”是个体主观意识不强或能力不足所致。同时，对“贫困文化”的认知在学界与公众之间出现趋同也说明，带有发展主义阶序关系的价值评判方式，已逐渐通过话语权力的影响，将“贫困文化”作为区域性的文化表征推向公众认知领域。这使后发展地区的人们成为“贫困文化”的指称对象，难以真正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因此，学界话语有必要在了解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丰富“贫困文化”的基本内涵和表征，从而构建后发展地区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良性关系。

学科治理的学术文化逻辑与行动路向

陈亮, 商一杰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6): 141-149.

摘要 ( 463 )

PDF (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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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文化深植于学科治理之中，学科治理与学术文化具有价值融通的意蕴。基于学术文化的物质、规则和价值三重属性，学科治理与学术文化具有紧密关联，即知识是物质文化与学术个体的中介，规则的集体规约生成了学术群体，文化的价值意义建构了学科治理理想。然而，当前学科治理中还存在物质文化至上的学科治理功利化取向、集体文化至上的学科治理规约化取向、价值文化至上的学科治理理想化取向等学术文化失灵表征。学科治理需要在明晰与学术文化的共通意涵、遵循学术文化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尊重物质文化基础、完善科学多元的学科治理制度，平衡集体文化冲突、建立组织协同的学科治理模式，重塑价值文化理想、构建开放包容的学科创新生态，进而实现学科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生成·科学内涵·实现机制

尹艳秀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6): 150-160.

摘要 ( 793 )

PDF ( 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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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文明形态中的新形态，它是历史、现实和未来相统一的新型概念表达。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回溯历史发展的概念，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划分依据，可知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历时性考察人类文明形态这一相近概念中呈现，在共时性对比前苏联创造的苏联式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和资本主义创造的工业文明形态的对应概念中生成。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回答现实课题的概念，在中国式现代化维度和中国特色的语境下，它表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以人民为中心、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地位、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面向未来发展的概念，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向前发展，需要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现机制中处理好道路与理论、传承与创新、全面性与协调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总目次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6): 161-162.

摘要 ( 208 )

PDF ( 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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