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王雨辰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1-9.

摘要 ( 974 )

PDF ( 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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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必须解决好四个问题。一、自然资源作为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要真正转化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必须使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树立为了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生产目的，并建立与自然资源相一致的发展方式和生存方式，制定系统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这要求我们树立系统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把树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发展方式和确立“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有机结合起来；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仅仅满足于宣传生态文明理念是不够的，其关键与核心是如何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生态化；四、脱离对环境权问题的研究，片面强调对“环境民生论”的阐释，既不能准确理解“环境民生论”的完整内涵与价值，也无法真正践行“环境民生论”，故强化对环境权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是当前我们理解和践行“环境民生论”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历史作用

李伏清, 张凯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10-17.

摘要 ( 3627 )

PDF ( 4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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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融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与制度创新于一体的复杂过程，在民族复兴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实现民族复兴使命的传递、规定完成民族复兴使命的实现方式、确立新时代完成民族复兴使命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推动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根本上规定了完成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实现方式，是一个包括锻造领导力量、开辟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与建构有效制度等在内的整体系统；在新时代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使命的新表达，为完成民族复兴使命提供了价值引领、思维导向与实践路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的现实审视

李辉, 王艳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18-24.

摘要 ( 10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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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载体之一，对活动载体的研究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运用实践中先后呈现出单一性、泛政治性、盲目性、碎片化等弊端。当前面临意识形态斗争在活动载体上的渗透、多元价值对活动载体的需求、现代生活方式对活动载体的要求、现代载体对传统载体的消解等时代挑战。创新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应在“五个坚持”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科学的教育目的为前提，以正确的教育方法为轨道，以遵循“三大规律”为根本，以创新发展为动力。

新时代推进我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几个面向（笔谈）

于发友, 任胜洪, 林智慧, 马焕灵, 李春玲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25-37.

摘要 ( 7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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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化为价值引领，努力办好优质均衡富有特色的新时代乡村教育已成为全面助推乡村教育现代化，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使命。步入“后扶贫时代”，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应以乡土性、全面性与共融性价值作为逻辑起点，秉持守望乡土文化、构筑生命共同体、形塑治理生态圈的实践逻辑。努力打造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发展快的高素质乡村教师队伍是实现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乡村教育现代化愿景的实现，应统筹规划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与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布局，以培育乡村教师的乡土情怀、传承乡土文化等方式来实现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的和谐共生，从而解决乡村学校在发展中陷入的“割裂、疏离和悬浮”困境。树立本土化培养的治理目标，增强实用性培养的治理内容和深化协同性培养的治理方式有利于实现乡村教师队伍治理现代化。

主持人语：厚筑环境权研究的理论基石

蔡守秋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38-38.

摘要 ( 4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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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何以为权利之体系论——以环境核权利与环境束权利为视角

张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39-47.

摘要 ( 8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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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入宪以及民法典的颁布，提升了人们对环境权的预期，但一定要避免环境权在论证中过度泛化的问题；要充分认识环境权不可替代的独特权利价值；识别出与环境有关的但并非环境权所独有的权利，明晰环境权的核心内涵；环境权的规范与社会功能导致环境权应被再次认真对待并加快其宪法化进程。

个体清洁空气权何以可能——兼论环境权利的宪法表达

王小钢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48-55.

摘要 ( 1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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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密克和拉兹都曾经主张清洁空气不可能成为个体权利的客体。雷奥梅、沃尔德伦和马默却主张清洁空气可能成为个体权利的客体。首先，我们应该区分公共物品的“享用”和“生成”。其次，我们应该区分个体独立享用的公共物品和集体共同享用的公共物品。享用的非排他性和享用的集体性是两种不同的特征。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并不妨碍一部分公共物品可能成为个体权利的对象。个体能否独立享用某种公共物品，才是决定这种公共物品能否成为个体权利客体的关键。由于清洁空气等公共物品具有个体独立享用性，公民个体在理论上可能对清洁空气等公共物品享有权利。我们可以通过权利的利益理论论证个体环境权利的存在。因此，将环境权利写入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难题。

论环境权的主体——对主流学说的检视和修正

杨朝霞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56-68.

摘要 ( 1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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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权是一项以享用良好环境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权利,其权利主体主要为当代的自然人。不过，为防范当代人合谋滥用环境资源而造成代际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应赋予后代人有限的主体资格。单位不是环境权的主体，尽管某些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确实需要以良好的环境作为外在条件，但单位本身并无享用良好环境的内在需求；再者，良好的环境条件也可以通过生产经营权、自然资源权等其他制度工具来保护和实现，没有必要画蛇添足赋予其环境权。国家不是环境权的主体，而是宪法上基本环境权的义务主体，但在国际法层面，国家不仅享有对本国环境资源的主权，还可以成为该国公民环境权的受托主体,通过国家主权和环境权信托两种方式来维护本国公民的环境权益。人类可以但没有必要成为环境权主体。自然体不能也没有必要赋予环境权主体资格。

“一叶障目”：土司研究的“碎片化”倾向

瞿州莲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69-76.

摘要 ( 887 )

PDF ( 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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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土司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碎片化”概念内涵的澄清，有助于土司“碎片化”实质的认识。已有土司研究中，确实存在着断代性土司研究缺乏“长时段”、民族性土司研究缺乏“贯通性”、区域性土司研究缺乏“整体性”等“碎片化”倾向与表现，应引起土司学界的警觉。只要研究者立足于“总体史”，重视研究内容之间关联性探究，注重史学本位之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就可以跳出“碎片化”的窠臼。

南渭州土司州治与世系新考

罗中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77-84.

摘要 ( 1303 )

PDF ( 2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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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渭州为明清时期永顺宣慰司所属的一个土州，是现今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老司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申遗”时期的田野调查中，新发现了雍正四年（1726）的芷州衙署修葺碑、土司彭应麒墓碑以及南渭州、芷州土司家谱等文物与史料。经研究发现，南渭州治并非始设于今南渭村，而是先设于芷州，其后往返于南渭州、芷州两地；南渭州土司世系应为14代18任。新结论对原有的南渭州土司研究成果作了一定的补充和纠正。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社区资本活化

郑伯红, 杨靖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85-93.

摘要 ( 1135 )

PDF ( 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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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区资本是人们在乡村生产生活过程中长期积累，并可被持续利用以促进乡村发展的价值。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坚持 “资本为本”的理念，实现乡村社区资本的全面活化。“人”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基础和主体。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目的在于实现资本的持续增值，促进乡村社区资本系统内生动力勃发，从而推进我国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城乡充分协调发展。畅通城乡“资本对流”的渠道、发挥规划“资本引导”的功能以及强调产业“本固邦宁”的基础分别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关键、重点和命脉。其基本方法包括内嵌融入式和外溢输出式活化；其实践路径则有深入调查研究、摸清资本家底，注重功能作用、做好资本识别，找准资本痛点、激发资本活性，突破机制障碍、实现资本对流等。

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蒋辉, 刘兆阳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94-101.

摘要 ( 890 )

PDF ( 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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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空间布局和集聚程度是表征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指标。利用核密度和局部热点分析法探究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影响农业龙头企业空间集聚的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农业产业龙头企业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国东部的发达城市并在东部地区形成热点区，且有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向周围扩散、形成区域集聚的趋势,而西部地区相对是冷点区；影响农业龙头企业发展主要因素有农业机械总动力、公路里程、铁路营运里程、司法文明指数和市场化指数；农作物播种面积及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和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生长呈负相关。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以及国家政策层面上造成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区域差异化发展的原因，为完善农业产业政策体系及推进中国农业产业化进程和空间布局提出了建议。

产业政策限制竞争法律规制的理论逻辑与制度路径

李平, 刘桂清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102-111.

摘要 ( 853 )

PDF ( 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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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传统产业政策存在政府过度干预和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缺憾。针对此问题，在推进产业政策向功能性政策方向转型的同时，也要注重发挥法律的规制作用。产业政策的权力干预本质、政策自身的内在缺陷以及政策手段的“侵害性”等限制竞争现象只有在法律规制之下才能得到较好的防范和控制。总体看，产业政策限制竞争的法律规制路径，主要包括产业政策立法、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推动的政府“自制”和行政垄断执法的外部监督三个方面。这三条制度路径在法律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完善。

旅游法实施机制创新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汤静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112-119.

摘要 ( 936 )

PDF ( 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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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立法、行政执法、司法适用等是旅游法实施机制的传统形态。国务院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旅游新业态不断呈现及倡导文明旅游的今天，对旨在保障旅游基本秩序的旅游法传统实施机制进行创新，使旅游法实施在满足基本功能基础上承载促进旅游发展功能，成为旅游法制发展的客观必然。旅游法实施机制在新时代要顺应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发挥促进旅游发展之效力应遵循效益原则、激励原则与规制原则，需融通标准与政策型构激励促进机制、强化相关主体协同健全协商合作机制、藉由流程再造完善实施评价机制。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盈利模式

肖赞军, 刘美君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120-128.

摘要 ( 1406 )

PDF ( 2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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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盈利模式是一个瓶颈问题。因广告被鲸吞、内容被替代、受众被分流、赢利平台被覆盖，传统媒体盈利模式被新兴媒体全面颠覆，已有融合实践收效不甚显著。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需要依托新兴媒体平台为专业化内容重构有效盈利模式。这一任务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如何依托新兴媒体平台，主要关乎盈利模式构建的基本方向；二是怎样有效争取收入，主要涉及盈利模式构建的具体对策。

重大突发事件舆论的形成机制及其引导原则与路径

禹华月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129-136.

摘要 ( 18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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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引导正确舆论时，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论及习近平新闻舆论重要思想为指导，把准其形成机制，创新思维方式，以破解形势不明、百姓关切、思想多元、定力不够等难题；通过内化于心地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文化自信，外化于行地担当大国责任、发挥舆论传播实效，指引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向着主流意识形态发展，更加高效地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请示报告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陈金龙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137-144.

摘要 ( 884 )

PDF ( 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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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示报告制度是建党以来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纪律，其历史演变包括初步探索、创立及巩固、重建与强化、突破与创新等四个阶段，其职责与使命旨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在继承毛泽东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时，进一步吸收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提出的加强党的领导是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根本目的、发挥领导干部主体作用是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保证等观点，找准了加强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抓手，提出了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创造性地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引领，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将请示报告制度向党内法规创新转变作为重要切入点，为推动请示报告制度在新时代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

消费主义的伦理困境及其超越

汪淑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145-151.

摘要 ( 1271 )

PDF ( 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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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伦理是指人们在消费水平、消费方式、消费环境等问题上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消费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内在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三重维度。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消费价值观念，引导大多数人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目的和价值，其结果引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伦理困境。超越消费主义，一要树立生命共同体理念，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二要发挥制度优势，超越资本逻辑；三要扬弃消费异化，构建健康消费方式。

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测度——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调查数据为样本

李晓冰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152-160.

摘要 ( 858 )

PDF ( 2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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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问题是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城镇化安置中的重要问题，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忽视移民的生计响应。基于“四维度三强度”生计响应分析框架和测度方法，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61户移民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测度了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发现移民生计资本响应不均衡且移民获取资本能力较弱。移民户生计方式响应最好但移民户之间差异较大，移民户生计产出响应较为明显，尤其是生计产出的行动响应方面最强，移民户生计空间响应相对较弱但移民户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结果表明，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总体较好，但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强度由感知、意愿到行动呈现依次递减状态，且移民农户的生计空间响应和物质资本响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移民生计响应的维度和强度，对移民生计增收机制起着强化或抑制的作用，进而影响移民的持续发展。妥善应对生计响应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影响，尊重并激发生计主体的能动性选择，形成移民生计响应与增收机制的正向循环，是提升移民生计响应强度、形成移民持续生计能力、实现移民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和路径方法。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总目次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161-162.

摘要 ( 541 )

PDF ( 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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