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0年 第41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0-07-01
    特稿
    数字人文的张力与困境——兼论“数字”内涵
    张耀铭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1-11. 
    摘要 ( 2011 )   PDF ( 707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数字人文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因此有必要对数字人文的“数字”组成部分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第一,“数字”是软件和算法,“数字”是技术和工具,“数字”是基础设施和研究范式。“数字”为人文学术研究带来机遇的同时,其技术困境和伦理困境也已显现。第二,从数字化生存到数据化发现,不仅带来新的思维模式和研究视角,而且实现了载体的转型进而导致意义的变迁。第三,从思辨式研究方法到数据驱动研究范式,实现了人文学术研究的“计算转向”。但问题在于“数字”一家独大,不能很好体现人文理念,影响了中国原创性学术成果的生产。如何突破数字人文的“数字困境”?加强问题导向、提升复合素养、跨界合作创新、提倡文化批评,就显得尤为重要。
    “长江学者”论坛
    论风险社会中的合作文化建构
    张康之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12-20. 
    摘要 ( 806 )   PDF ( 449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20世纪80年代,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然而,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可以归入现代主义范畴中的文化却如此深入人心,拒绝和抵制变革,从而使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工业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后果,但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变革要求与文化延续间的冲突,也是风险社会出现的原因之一。置身于风险社会,对工业社会的个体性文化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竞争文化进行反思,确立合作文化的建构目标,是一项迫切任务。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了将它改变为积极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行动这样一条道路可走,而合作行动的文化要求,则指向了合作文化建构。
    名家访谈
    从“形式-文化论”诗学到广义符号学——赵毅衡教授访谈
    邹赞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21-29. 
    摘要 ( 915 )   PDF ( 428 )  
    相关论文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赵毅衡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叙事学与符号学家,曾长期旅居英国,为中外文学关系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访谈中,他以《远游的诗神》和《对岸的诱惑》为例,分享了诗意化学术写作的缘起与经验。此外,访谈围绕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论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基本脉络,阐明了“形式-文化论”诗学的内涵和指向。并且通过图绘符号泛化的文化语境,介绍“广义符号学”的学科构想及其应用前景,为当下中国文化研究的“符号转向”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路径。
    生态环保论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专题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环境法蕴涵
    蔡守秋,王萌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30-37. 
    摘要 ( 1803 )   PDF ( 627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环境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环境法调整范围方面,重新解读了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价值观方面,提倡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环境主体性方面,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升为我国环境法的理念,甚至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为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两山”论的解释力、分类实践与制度回应
    唐绍均,魏雨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38-45. 
    摘要 ( 1062 )   PDF ( 542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两山”论的实质在于揭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可被用于有效解释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人类在两者间的选择、放弃与坚持。我国当前可通过在禁止开发区走“生态优先”路径、在重点开发区走“绿色发展”路径、在限制开发区与优化开发区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对“两山”论进行分类实践。在分类实践进程中,亟须通过实行差异化财政投入政策、创新间接财政投入方式、增加环境税税额确定的考量因素、完善绿色信贷激励机制等举措进行政策导向,以及通过区域协同立法“协同程序”的模式建构、河长“职权职责”的制衡配置、生态保护红线“越线责任”的聚合创设、环保督察“强化问责”的程序明确、环境信用“特色评价”的指标设置等措施实现法治保障。
    “邻避冲突治理”专题
    功能论视角下邻避冲突的治理实践与框架构建——基于典型案例的经验
    谭爽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46-54. 
    摘要 ( 1031 )   PDF ( 450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正确认识并科学治理邻避冲突,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好重大风险防范化解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功能论”视角,不难发现,我国现阶段邻避冲突治理中既存在忽视型治理、粗放型治理等不当策略所导致的负功能,同时也呈现出长效化治理、多元化治理等方式所激发的正功能。有鉴于此,应进一步反思和优化邻避冲突潜伏期、爆发期、蔓延期、恢复期等各个阶段的治理理念和具体措施,力求实现平抑冲突治理负功能、激发正功能的目的,化“治理难点”为“治理拐点”,实现“威胁”向“机会”的逆转。
    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冲突中公众行为演化及化解策略——以浙江余杭垃圾焚烧项目为例
    孙壮珍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55-64. 
    摘要 ( 1170 )   PDF ( 434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近几年中国公众对有害邻避设施(垃圾焚烧、化工厂等)带来环境风险的强烈感知,使得邻避类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风险感知视角下浙江余杭垃圾焚烧项目先后经历了强烈的风险感知、坚决反对—风险感知的下降、尝试了解—态度转变、迎臂接纳三个阶段,最终成功破题原址建设。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项目中公众的行为演化机理遵循的逻辑为:项目本身的实体风险—风险感知的放大—危机产生—介入因素转变—风险感知降低—危机解除。要摆脱邻避项目陷入应急处理的窠臼,应构建嵌入公众风险感知的常态化决策程序,其内核为公众风险感知的嵌入,中间为到位的风险沟通、科学的技术评估与合理的利益补偿三环相扣的闭环环节,协商民主的理念则贯穿整个过程。
    贫困治理
    摆动型生计:生计能力视域下的生存策略选择——以重庆市M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为例
    李雪萍,魏爱春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65-74. 
    摘要 ( 1087 )   PDF ( 308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生计能力显著地作用于搬迁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作为集主动性与反抗性于一体的分析范式,生计能力源于脆弱性与可持续生计研究中关于适应能力的探讨,是内生能力与外在资源赋予能力的结合体,是由能力与过程组合而成的能力结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中,生计能力成为影响搬迁户脱贫致富的重要机制。搬迁户虽面临无土安置与行动能力低下的生存挑战,但易地扶贫搬迁提升了他们的自主选择能力。在选择与调适的过程中,受限于生计能力,搬迁户选择钟摆式流动的生存策略。通过此种方式,他们以生产性要素的“复制”与“转化”应对生计困境,较好适应了新环境,形成一种摆动型生计。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李永萍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75-84. 
    摘要 ( 1052 )   PDF ( 406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政治学
    建构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国际规范——一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赵瑞琦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85-96. 
    摘要 ( 1022 )   PDF ( 562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处于全球化纵深演进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在客观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放大器。与网络冲突、网络间谍和网络犯罪一样,网络恐怖主义成为网络空间安全的威胁来源和风险因素,是国际安全领域最新型、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规范的建构与扩散,降低互联网对极端主义的赋能。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经由“组织、机制和惯习”的路径,即网络空间治理层面的“共同协作”、日常层面的“威慑防范”和惩戒层面的“合力打击”,可以构建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人类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就现实而言,尽管由于各国的法律框架和安全措施存在差异,网络追查无法准确溯源,在切断传播路径上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价值冲突等原因,打击和处罚经常是跨国性质的网络恐怖主义尚存在很多问题与挑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规则、机制、机构和秩序等维度凝聚共识、联动备战并持续努力,进而通过加强各国的政策和实践协调及威胁信息和最佳实践的共享等,为形成惯习、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框架提供可行的路径。
    管理学
    基层政府中的“留痕形式主义”行为:一个解释框架
    季乃礼,王岩泽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97-106. 
    摘要 ( 1461 )   PDF ( 455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提出一个解释框架,对过度留痕的“形式主义”现象形成的原因进行考察。地方层面上,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格局下,下级政府要为上级政府发射信号来表明自己完成任务,从而为上级政府认可工作成效提供佐证,以规避政治风险。这一逻辑诱发了官员的“表面应对”行为;中央层面上,十八大之后中央权威急剧强化,各级政府强调落实,体制遂通过层层监督检查,传导压力来保证政策完成,然而受制于交易成本的约束,只能借助技术治理的方式对基层政府进行考核。又因为技术治理存在着自身的限度,导致宏观约束机制只能默许乃至鼓励“留痕形式主义”行为的出现。“形式主义”并不能看作是我们庞大体制中的“弊病”或者“顽疾”,而是政治体系在处理中央和基层两种治理逻辑的矛盾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然表现,背后反映出政府围绕技术治理所展开的调试过程,表明政府内部正处于探索一条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可实现路径的尝试之中。
    “工匠精神”究竟是什么:一个整合性框架
    李朋波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107-115. 
    摘要 ( 1441 )   PDF ( 621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当前工匠精神已被提升到国家层面,“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逐渐成为开展品质革命的重要助推力。现有研究主要从职业精神、道德伦理、组织文化和价值取向等4个基本视角对工匠精神进行界定,但存在着视角不够全面、层次较为单一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推动工匠精神研究及其相关实践开展需构建一个整合性的概念框架,即工匠精神包含品质追求、履职信念、职业承诺、能力素养、持续创新和传承关怀等6个维度,它们可从终极目标、业务技艺、职业态度和社会责任等4个方面系统地诠释工匠精神的丰富内涵。未来研究可以在该整合性框架的基础上开发相应的测量工具,进而探究工匠精神的影响前因、作用结果及其边界条件等。
    文艺理论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李桂奎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116-123. 
    摘要 ( 1156 )   PDF ( 427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艺术学的现代性建构:从柏林学派到维也纳学派
    刘毅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124-131. 
    摘要 ( 1277 )   PDF ( 506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是西方现代艺术学学科的重要建设时期。在此期间,诞生了以柏林学派、莱比锡学派与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德语国家学术群体,以及一系列具有批评性、原创性与建构性的思想观念,从而在反思传统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逐步建设起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学学科,形成了以艺术科学理念为核心,以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为论域,以形式主义分析与图像学研究为基础方法论的新研究范式。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是西方学术史与思想史的重要篇章,而且它所建构起的艺术学研究的现代学术体系及其学理依据与知识谱系也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
    历史学
    从扶乩到灵学:近代科玄论战下的知识与理性
    张佳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132-139. 
    摘要 ( 1252 )   PDF ( 580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近代知识精英在接受正规科学的同时,受到了西方当时流行的心灵学刺激与启发,将传统扶乩信仰推至灵学研究的崭新维度。灵学支持者期望诉诸理性和科学去认识科学知识之外的灵学知识,以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去促进在精神和道德层面改造已知世界,实现灵学救国。与此同时,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灵学反对者则坚持彻底的科学主义和理性态度,将灵学视为有碍科学发展的落后迷信。两种截然不同立场的背后,是近代知识界在欧风美雨冲击下对现代知识与传统学问的共同反思,亦是对舶来之科学、宗教、迷信等概念以及现代启蒙精神的有益探讨,更为之后的科玄论战提供了理论素材并拉开序幕。在启蒙文化的引领下,中国社会逐渐以理性化、现世化为主导,灵学也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灵学之争到科玄论战,不仅反映出中国现代化与世俗化之路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也构成以科学范式研究宗教现象的历史基础。
    移民政策在汉中军事争夺中的演进——以战国秦汉三国时期为例
    于天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140-145. 
    摘要 ( 1164 )   PDF ( 511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是战争多发期。作为战略枢纽的汉中,在这一时期成为了军事争夺的焦点。在对汉中的争夺中,各军事集团经常将强制性的移民政策作为主要手段,以赢得战略主动权。这一政策的普遍运用与此时期的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作战地域不断延伸、人口数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亦对战争的走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该时期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移民政策的精准实施,对于增强各军事集团的战斗力,巩固防御、保障战争后勤供给、削弱对方实力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新时代 新青年 新学术:博士生论坛
    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实践之解
    李安君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146-153. 
    摘要 ( 1627 )   PDF ( 642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共同体的利益奉为最高价值,把自然归入人类的道德关怀范围,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共生作出了生动诠释,却脱离了人类实践,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人的生存发展诉求,将希望寄托于个人的道德行为以期到达荒野的乌托邦。与此不同,“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将马克思实践自然观运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以生产实践为基础,揭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确认人的主体责任,明晰“美的规律”。“生命共同体”理念从实践的向度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坚持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生态方法论;是以德法共治落实主体责任的生态治理论;是从美丽中国到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论。
    看不见的城市:作为观念建构的战时国都
    杨凯芯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154-160. 
    摘要 ( 998 )   PDF ( 462 )  
    相关论文 | 参考文献 | 计量指标 | 引用本文
    看得见的城市和看不见的城市是城市研究的两个维度。作为城市的精神内核,看不见的城市还有待挖掘。城市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可以成为研究看不见的城市的三个维度。作为战时国都,重庆不仅应该有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更应该生成完整的都城文化。但由于都城文化认同感的匮乏,以及社会秩序尚不稳固,重庆的都城文化始终处于未发育成熟的状态。因此,战时重庆是一个灰色的社会空间,其中充满了中间性。通过挖掘文学想象所包含的心理和精神维度,作为观念建构的战时国都将展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
版权所有 © 2021《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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