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任志江, 刘文韬, 卢达全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1-13.

摘要 ( 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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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扎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关于现代化的基本原理、立足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对世界现代化话语的本土性释义、吸收世界近代以来相关文明理念与西方原初现代化理论、借鉴列宁和斯大林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相关理论，其生成过程经历了初步酝酿、筑根奠基、开创发展、推进拓展四个阶段。从叙事结构上看，其在叙事立场上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叙事指向上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追求、在叙事范畴上形成“从局部重点到全面系统”的内涵延展、在叙事特点上坚持“走自己的路”的模式定位、在叙事主线上把握“革命”与“现代化”的互动融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最新成果，“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同感，塑造了世界各国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认知，提升了中国国际话语权，重构了世界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既有格局，并由此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时代价值。

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制度建构

马福运, 杨繁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14-24.

摘要 ( 2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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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也应在新时代实践中建立健全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为扎实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通过系统规范、结构合理、协同高效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持久的精神支撑，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治国理政全过程。建构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应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统领，坚持精神共富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内在统一、精神产品共创效率与共享公平统筹兼顾等原则，以基本经济制度助推精神生产高质量发展与公平分配，以深化文化制度改革充实中国特色优质精神资源供给，以现代治理制度促进精神发展成果共建共治共享，以现代教育制度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并逐步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治理效能。

延安时期中共报刊推进“第二个结合”的逻辑理路

李伏清, 李翠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25-33.

摘要 ( 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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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关键时期。推进“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必然选择，既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又深深植根于时代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客观需要。面对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文化担当，以党报党刊为重要载体，通过内外部条件的互动交织，推动“第二个结合”进程持续深化，成为驱动革命理论创新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引擎。在具体方式上，中国共产党以中共报刊为载体，运用别具匠心的手法，以彰显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加以阐释，在思想层面深度融通，在理论维度积极创新，以敏锐的理论洞察明确了文化交融的方向，为“第二个结合”构建了理论框架。

深化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融合的意义与方法

季浏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34-44.

摘要 ( 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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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技和教育发展大力倡导学科交叉与融合，深化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融合体现了鲜明的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创新导向，旨在贯彻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全面发展。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融合实践表明，虽然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有所不同和侧重，但都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要改变只重视体育教育而忽视健康教育的倾向，要改变只是将体育教育和健康教育看成是两个学科或两门课程的观点，要改变实践教学中单纯地将体育教育和健康教育完全割裂开来的现状。我国深化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融合，应树立“大体育观”“大健康观”“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整体观”，破除就体育论体育、就健康论健康的传统思维，跳出学科设置窠臼，整体对待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重视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的结构化知识和技能教学，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创设真实的复杂运动和生活情境，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核心素养；注重跨学科主题学习，增强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

职前健康与体育教师培养：澳大利亚的经验与启示

王健, 何毅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45-54.

摘要 ( 3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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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职前健康与体育教师教育改革为我国体育与健康教师教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其经历萌芽期、初创期、演化期、成型期、改革发展期等五个阶段，在准入标准、课程设置和毕业要求等方面对健康与体育教师教育项目作出规定，旨在从职前教师教育的“入口”“加工”和“出口”等保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澳大利亚职前健康与体育教师教育有其特色经验，表现为：准入门槛高，学术成绩与非学术能力并重；强调拓展第二学科教育教学领域，办学特色鲜明；以一般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为核心，促进体育与健康教育的融合；丰富职业技能，注重对职前教师成长与专业发展的引导。我国职前体育教师教育改革应提高职前体育教师准入门槛，建立并完善多维选拔机制；明确专业定位，培养体育与健康教育教学领域“复合型”人才；优化教师教育类课程体系，广泛纳入健康教育类课程；拓展职业技能范畴，提升体育教师职业的社会认可度；以产出为导向，制定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学习成果标准。

以社区体育健康治理创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董传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55-66.

摘要 ( 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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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体育健康治理助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路径。国内外社区体育健康治理以全面提升人口素质为需求引导，注重多元主体参与协同，形成政府主导模式、自治型模式和混合型模式以探索解决健康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我国社区体育健康治理涉及体育健康价值链开发、体育健康治理体系构建、社区体育健康共治机制创新。建立体育健康价值链需以人口素质良好为价值基础，以资源整合和嵌套治理为基本手段，融合主动健康观念、体育健康政策等，激励社区居民普遍养成体育健康行为。在明确体育健康价值的基础上，社区体育健康治理体系构建需充分考虑社区场域中主体、客体、活动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状态，合理推动“四要素”的良性互动，达到主体统筹推进、客体充分动员、活动有效开展和环境充分赋能的基本目标。为实现以人口素质优良为基本目标的社区体育健康治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健康社区，需探索创新多元主体共治机制、“一老一小”联动协治机制、体育赛事驱动机制和居民自治机制。

推进大中小学中华武术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

郭玉成, 黄逸桓, 李忠瑞, 刘韬光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67-75.

摘要 ( 3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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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大中小学中华武术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新时代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和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目标定位上，大中小学中华武术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的目标是形成一体推进、分众实施的顶层设计，实现知识传授、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构建纵向衔接、横向贯通的课程结构。在教学体系上，大中小学中华武术课程的教学体系框架包含聚焦各学段侧重点的教学目标，契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教学内容，遵循学段学情特征的教学方法，立足学段衔接贯通的教学评价，汇聚多元育人合力的教学保障。在实践策略上，推进大中小学中华武术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应立足长期性、主体性，明确协调互补的教学理念；把握系统性、层级性，建设一体贯通的教材体系；着眼组织性、互通性，打造协作共进的师资队伍；秉持融通性、开放性，搭建多维共享的资源平台；面向全局性、长效性，建立多方协同的工作机制。

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主体间性逻辑

韩升, 张瑜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76-83.

摘要 ( 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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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重要逻辑转向。基于主体间性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是在超越传统主体性社会治理基础上的创新性实践，既打破了单一主体局限，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又消解了“主”“客”二元思维，促使社会治理范式由“协作治理”向“合作治理”转变，还克服了主体交往矛盾，推动社会治理格局由“共建共享”向“共建共治共享”转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势下，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风险加剧、多元文化碰撞、信息大爆炸等现象加速演变，使得主体间性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面临多重现实困境，尤其是给多元治理主体间合作互动带来诸多考验与挑战，如多元价值的交互渗透离散治理主体间的价值共识，社会个体化趋势影响治理主体间协同合作意愿，公民责任意识淡薄削弱治理主体间共治成效。因此，新时代主体间性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要进一步践行协商民主，增进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强化科技支撑，建构信息时代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坚持德法共治，营造和谐有序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环境；融入核心价值观，凝聚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行动共识。

腐败现象的生成机理及腐败治理转型

郑英龙, 任烨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84-96.

摘要 ( 3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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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作为具有复杂生成机理的社会病理现象，其发生逻辑嵌套于权力运行系统的制度缺陷、经济转型期的资源错配、传统文化中的权力异化观念以及个体行为决策的选择等多重维度的交互作用之中。针对腐败现象，我国已建立起以法律法规制度和监督监察为核心的特色治理框架，但是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公众权利意识的提升，亟须构建涵盖法治建设、政府管理、社会公正与公众参与的四维综合治理体系。在法治建设维度，从分散立法转向体系化法治，整合反腐败法律规范与党内法规，强化执法独立性与技术赋能；在政府管理维度，从侧重封闭管理转向透明治理，通过政务公开机制重构权力运行逻辑，以社会监督弥补传统监察的盲区；在社会公正维度，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通过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与改革收入分配消解腐败诱因；在公众参与维度，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制衡，依托公民教育培育廉洁文化，畅通公民监督渠道，构建多层级监督网络。由此，通过制度整合与主体协同，增强腐败治理体系的“系统韧性”，以真正实现从“治标惩处”到“标本兼治”的范式创新。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理论历程——一个思想实践的分析

暨爱民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97-107.

摘要 ( 436 )

PDF ( 4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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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内容。20世纪上半期党的中华民族理论经历了一个由意涵模糊到逐渐明晰的过程。1920年前后，“中华民族”主要对举国际帝国主义，集中表述国家与国民，侧重帝国主义钳制下整个国家的独立与解放。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考与问题关怀发生转向，虽仍未对“中华民族”概念作明确阐释，但语义已开始指向包括汉、满、蒙、回、藏、苗、黎、瑶、彝等全中国各民族，初步体现出“上位”概念的特点。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推促了中国共产党之中华民族理论自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阐释了“中华民族”的起源与构成、民族特点和历史任务，反映了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统一性取得了认识上的重大飞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实践，成为团结全国各民族一致抗日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理论旗帜。

营利型维权经验评估裁判模式的评价与超越

李可, 张文晋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108-117.

摘要 ( 264 )

PDF ( 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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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利型维权是指行为主体利用可能的维权路径，借维权之机获取一定利益的行为。为了应对营利型维权，司法实践中基本形成了一种经验评估模式，整体上该模式对营利型维权已起到初步控制的作用，相关案件的数量已大幅度减少。然而，该模式的底层逻辑为“重评估维权主体，轻评估责任主体”，故存在诸多不足：法律法规的冲突和缺失影响控制功能的发挥；司法实践中将现有经验直接套用在全部领域的做法导致分类标准的妥当性存疑；相关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判断依据倒置，容易产生一种以判断维权主体否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从而放弃追究责任主体违法行为的极端情形。在合法性既定的情况下，法院应考虑从定性和定量两个层面对营利型维权进行评价。就定性而言，是对营利型维权的正当性进行判断，而定量则是对营利型维权的适当性进行考察。通过对营利型维权进行“先定性后定量”的双阶层评估，既能够避免因缺乏正当性而错误打击合法主体，也能够防范因突破适当性导致维权主体过多获益，还能够防止出现具备正当性却不追究责任主体责任的特殊情形。

网络反不正当竞争中的商业道德认定——以利益衡量为中心

汪发洋, 刘斓鑫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118-129.

摘要 ( 391 )

PDF ( 5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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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时代，竞争样态和商业模式日益多样和复杂，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违法性认定越来越依赖商业道德的判定，却无法避免“道德泛化”带来的立法、司法和守法困境。这种困境的本质在于商业道德的既有认定方式存在局限性，尤其对于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而言，商业道德的快速更迭与法律的稳定性之间存在冲突，主观正义创制与客观判定标准之间常常博弈。以经营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基础的三元利益衡量解构传统的商业道德认定标准是可行的应对路径。网络反不正当竞争中商业道德的认定，应首先从理论上矫正经营者利益、强化消费者利益和补充公共利益，从而调试校准三元利益的保护程度。在此基础上，应分类定位B2B和B2C的场景模式，确定需要优先考量的利益（经营者利益或者消费者利益），再综合考量其他两种利益并发挥公共利益的衡平作用，以此确立利益衡量为中心的商业道德认定的应用范式。

教育的文化再生产逻辑与实践路径——伯恩斯坦符码理论的视角

周旻, 黄圣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130-137.

摘要 ( 7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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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码理论作为伯恩斯坦社会学思想的核心，突破了传统经济决定论的局限，聚焦语言的社会性编码与教育实践，旨在揭示教育如何通过语言符码的社会属性参与文化再生产，为理解教育不平等与社会结构固化提供了独特视角。现有的教育公平研究多集中于资源分配、政策设计等宏观维度，对语言符码这一微观文化机制探讨不足。符码理论融合了福柯的话语权力和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通过“分类”“架构”“官方知识”“显式教学”“隐式教学”等概念，解构教育场域中语言符码的运作逻辑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路径。精致型符码与限制型符码的划分映射出语言使用中的权力差异；强分类与强架构的规约强化了官方知识的权威与认同；显式教学与隐式教学作为具体的实践手段，巩固着不同群体的文化资本。可见，通过语言符码的筛选、知识分配与教学控制，教育作为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媒介，隐蔽地传递着文化优势与权力关系。因此，教育实践应正视符码的多元性，加强不同话语的平等对话，以促进教育公平。

理性道德教育理论的核心要义及适切性剖判

刘晓红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138-144.

摘要 ( 368 )

PDF (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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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理论来源于德育实践，并为解决德育困境提供理论指导和价值指向。在全球化、多元化、现代化叠加时代，道德教育面临道德规范与应用情境匹配失灵、道德规范内容及依据广存争议、德育施行乏术等诸多困境。实践者导向的理性道德教育理论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理性道德教育理论聚焦德育“教什么”和“怎么教”两大核心议题，从理性主义视角重新定义德育目标为实现完全道德承诺，针对合理、有争议和不合理道德规范，分别采用道德养成、指导性道德探究和非指导性道德探究等方法，构建基于德育内容和德育方法的分类德育实践指导框架。理性道德教育理论发源于西方理性主义土壤，其探求平等、法治、公正之价值追求和取向可助力消解我国传统德育“重情轻理”桎梏，推促新时代德育理论与德育实践相统一。

新质生产力发展与资历框架构建的耦合机理及实现路径

黄金梓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145-154.

摘要 ( 306 )

PDF (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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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与助推下，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不断迭代升级，意味着对高素质新型劳动者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推进旨在培育新型劳动者的资历框架构建提供了契机且具有耦合交织关系。从耦合机理来看，新质生产力发展是激活资历框架构建的新动能，资历框架构建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与资历框架构建的耦合不仅有助于实现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还能促进创新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从而共同助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与资历框架构建的耦合度较低，表现为高技能人才结构失衡、职业资格制度滞后和资历框架元标准缺失等。为进一步促进二者的高度耦合，应建立数字化学习成果认证机制，释放新型劳动者价值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资历衔接机制，引导新型劳动者向新产业集聚；制定资历框架元标准，壮大新型劳动者队伍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政策细化能消解政策模糊吗？——基于中间层政府行动偏差的反思

杜其君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155-165.

摘要 ( 501 )

PDF ( 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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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然层面，政策细化能够消解政策模糊，中间层政府通过嵌入地方情境，分解政策任务，从而实现政策目标的逐层清晰、政策工具的逐层适配、技术标准的逐层精细、考核要求的逐层明确。但是，在复杂情境中，政策模糊为中间层政府预留了自主性的行动空间，中间层政府在政策细化时便可能偏离应然轨道，造成细化的偏差，表现为因细化不足而导致的模糊延续和因细化过载而造成的层层加码。政策细化偏差的形成具有四重机制：多任务情境中的边界超越、权责错位情境中的责任转移、不确定性情境中的风险规避、地方竞争情境中的绩效竞逐，致使中间层政府在政策细化中选择不同的方式，最后导致政策细化难以实现应然功能。模糊延续和层层加码虽然有利于增强中间层政府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灵活度，防止科层执行力的衰减，但也存在阻滞政策行动和加重基层负担的负效应。对此，需要促进任务与资源的平衡协调，根据政策权力建立和完善责任清单，增强中间层政府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完善政策细化的绩效考核方式。对政策细化消解政策模糊功能的分析，证明了政策细化与政策清晰之间并非线性关系，这有利于更加理性、全面地把握政策细化的角色定位。

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的社会适应变化——基于湘西自治州5个安置点的跟踪调查分析

李骥龙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166-176.

摘要 ( 396 )

PDF ( 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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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易地扶贫搬迁导致“物理空间城镇化”与“社会关系原子化”深度背离的挑战下，搬迁老年人的社会适应和融入难题亟待解决。湘西自治州271位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4年社会适应的跟踪调查数据及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社会适应具有时间累积效应，社会适应水平随搬迁时间推移得到提升，且在生活、经济和心理适应维度上均有体现。（2）社会适应在不同维度和指标上存在一定差异，心理适应程度最高，生活适应次之，经济适应最弱但增速最快。地处县城或经济发展较好的镇的安置区，老年人生活、经济适应更强。而地处中心村和近距离镇的安置区，老年人心理上更容易适应，并基于空间资源禀赋差异形成不同的适应路径。（3）社会适应路径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生活适应对经济适应、经济适应对心理适应的影响早期均不显著，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而生活适应对心理适应始终有显著的较强正向影响，表现出“阶梯式推进—反馈强化”特征。因此，有关部门应长期跟踪评估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性，建立返贫监测体系；遵循老年人社会适应规律，以生活适应为抓手，提高帮扶成效；尊重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的劳动意愿，创造老年人就业机会；帮助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重构社交网络，提升心理适应水平；积极组织开展社会工作介入，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实施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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