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朱信凯, 辇伟峰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1-11.

摘要 ( 225 )

PDF ( 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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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传统观念、行业特点、城市化趋势等共同影响，乡村振兴缺乏有力人才支撑，其根源在于未充分发挥我国基础教育中农业教育的功能。美国农业教育起步于高等教育、发展于中等职业教育、成熟于K-12教育，形成了适合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满足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农业教育体系，其多方参与、自上而下的框架结构，学科交叉、多措并举的推进方案，教育为基、产业反哺的循环模式，可为我国城乡学校开展农业教育提供启示。我国开展中小学农业教育兼具历史传统与现实意义。一是符合“五育并举”要求，农业教育是劳动教育与生态文明教育的有机融合和延伸；二是为高等教育农林相关专业输送更多人才，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智力保证；三是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引导人才要素向农业农村地区流动，是实现农业“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基础性工程。我国应尽快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基础教育阶段农业教育政策支持体系；组建中小学农业教育专业协会，融入现有学科课程，强化"五育并举"导向，鼓励学校特色化发展；依托乡土资源开设农业社团、研学基地，营造“知农爱农”社会氛围，为乡村振兴储备人才动能。

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王雨辰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12-20.

摘要 ( 238 )

PDF (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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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工业文明的环境保护理念到生态文明理念的转化，提出了以生态文明发展新道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形成了包括独特生态观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提出了“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三个原创性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命题，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在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和发展过程上又兼容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主要体现为创造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和发展理想的生态文明、代表人类情怀的和谐共生的人类社会文明观。

驾驭资本：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标识

蔡华杰, 王江涛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21-31.

摘要 (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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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贯穿文明发展全程的基本命题。西方文明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掠夺式开发自然资源，遭遇资本增殖无限性和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引发全球性生态危机，其所提出的生态中心主义和绿色资本主义两种方案均未正确把握人与自然、资本与生态的辩证关系。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文明形态，能够以“利用资本”超越生态中心主义，以“规范资本”超越绿色资本主义，进而将资本增殖纳入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框架，展现出“驾驭资本”的生态辩证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标识。在生态领域，我国林业碳票制度的实践创新表明，实现对资本的合理利用和规制，能取得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维度的资本驾驭之道。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四维解读

雷江梅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32-38.

摘要 (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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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有不同维度的解读。从历史视野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形态，它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从制度根柢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形态，它诞生于社会主义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类社会,避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已出现和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从现实样态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现代化的人类文明，它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社会孕育出的文明形态，吸收借鉴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优秀成分。从未来发展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世界文明形态，它面向全世界的文明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的百花园。

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构建逻辑及其叙事演进

黄海, 周欢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39-45.

摘要 ( 286 )

PDF (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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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了系统的民族复兴话语叙事体系。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呈现出清晰的构建逻辑，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复兴话语叙事以“救国”为主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民族复兴话语叙事以“立国”为主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族复兴话语叙事以“富国”为主题；新时代以来，民族复兴话语叙事以“强国”为主题。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体系一以贯之，总体贯穿着“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民族复兴主线，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提供了有力的话语支撑；其不断迭代升级、拓展创新的构建历程，对应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奋斗之路。

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现实境遇与优化路径

陈洪玲, 聂心语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46-52.

摘要 ( 236 )

PDF (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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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党中央立足“两个大局”提出的战略任务。新时代新征程，构建更为完善的对外话语体系，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应对危机与变局、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中国在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上成效显著，但话语内容创新性不强、跨文化传播能力不足、国际传播力度不够等问题仍然存在。这既与我国的经济实力不相匹配，也难以满足我国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需求。为改变这一现状，需紧紧围绕“讲什么”“怎么讲”“谁来讲”“借助什么渠道讲”的核心问题，不断加强话语内容创新，精心研磨话语表达方式，积极培育多元话语主体，持续拓展话语传播渠道，从而优化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实效性。

基层数字治理平台的效能悖论：现实表征、生成机理与纾解策略

刘超, 夏湘玉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53-63.

摘要 ( 308 )

PDF ( 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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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数字治理平台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载体与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前沿，其对基层治理具有重大且现实的赋能作用。但部分地区基层数字治理平台陷入了整体效能悖论，表现为平台功能和操作的友好性难以满足治理需求、平台治理目标效率与实际效率存在差异、平台治理的公共价值理性式微、数字能力与传统治理能力发展失衡。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的理论分析可知，数字治理平台效能悖论是技术系统、组织系统和情境系统不兼容的结果，表现为技术标准化与治理情境化、效率至上与价值多元化、技术控制与基层自主性等三组张力的内在运动及其递进和叠加作用。纾解此效能悖论，应从弹性化平台建设、技术系统伦理化和分权化平台治理三个方面着手，推动技术、组织和情境的深度融合，实现基层数字治理平台的效能跃迁和价值重构。

资源撬动与联动回应：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问题的数字协商纾解机制——以淮安市“‘码’上议”网络协商议事平台为例

李强彬, 陈香凝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64-73.

摘要 ( 287 )

PDF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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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小马拉大车”意味着治理结构中乡镇、街道等基层组织承担的职责远超其编制、能力和执法权限。权责配置的失衡，容易诱发选择式、悬浮式执行和共谋行为，致使治理目标难以实现。纾解“小马拉大车”之困，需跳出职责同构与压力驱动的治理逻辑，也要走出单纯的技术依赖和制度调适路径，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一级的治理实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有机统一。由此，以解决基层群众的“急难盼愁”问题为中心、以“民声”来撬动自上而下的治理行动就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由于数字协商跨越时空，具有规模性、即时性、交互性和透明性，数字协商吸纳民意、集中民智的过程，也是融合条块治理结构的过程，故而协商民主与数字技术融合而成的数字协商不仅回应微型协商的规模难题、责任难题和合法性难题，而且为解决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问题提供了可能。淮安市“‘码’上议”网络协商议事平台实践表明，经由资源撬动和联动回应，数字协商是基层治理摆脱“小马拉大车”困境的有效方式。在资源撬动方面，数字协商自下而上地识别、整合和激活资源，引导资源配置从任务导向型转向需求响应型，将公众参与转化为合法性认同，促使管理和服务的对象从被动接受者向主动行为者转变。在联动回应方面，数字协商激发信息共享、优势互补和责任同担，建立起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的三维联动回应，使基层有机会将属地管理与属事管理相结合，由此推动基层治理从“压力传导型”向“联动赋能型”转变。从资源撬动到联动回应，本质上是通过数字协商重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建构具有包容性与回应性的公共治理生态，以更好回应基层群众的治理需求。

科技进步与过度劳动的悖论及其化解——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李彬彬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74-81.

摘要 ( 214 )

PDF ( 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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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劳动是劳动量达到损害劳动者健康甚至破坏劳动力本身程度的外在强制劳动。人类推动科技进步的初衷是提高劳动效率而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其结果却把人更深地卷入过度劳动。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之分析，商品经济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的生产导向、科技进步造成的剩余人口、社会分工发展产生的“局部劳动”和“局部工人”、机器化自动化对人的劳动的强制，构成这一悖论出现的根本原因和推动力量。当今时代缓解过度劳动需要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化劳动者权益保护立法，坚持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人工智能情感中的工具理性过度及其规避

谢瑜, 王潇毅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94-102.

摘要 ( 316 )

PDF (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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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情感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但也折射出工具理性过度的现代性问题。当工具理性主义的触角伸向情感，人工智能情感便应运而生。人工智能情感的目标主要是技术的情感化，实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情感的技术化。具体表征为功用遮蔽了情感实质，算法掌控了情感交往，客体奴役了情感主体。情感在技术的控制下成为手段与工具。人工智能情感中隐匿着工具理性的越界与泛滥：在效率至上思维主导下，情感逐渐失去异质性而走向趋同；在控制计算思维影响下，情感关系变得可操纵；在抽象还原思维引领下，智能化机器这一客体呈现出主体化的趋向。引导人工智能情感过度的工具理性回归适度，需要将“为何实现”与“怎么实现”的思考同时深化，包括反思技术价值、重视情感体验和重塑情感意义。人工智能情感凸显出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张力，不断探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融合之道，实现科技的人文转向而不是科技对人文新的控制，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重塑

李超民, 张帆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103-110.

摘要 ( 252 )

PDF (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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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是信息技术与思政学科交融发展的必然趋势，深刻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传统理论框架中的单主体论、双主体论和主体间性论虽构建了思政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基本理论分析维度，但其线性交互模型在智能技术冲击下解释力式微，知识生成、人机协同和场景多元成为影响思政教育主客体关系的重要变量。在此情形下，思政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嬗变呈现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从主导性趋向隐蔽性、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从受动性趋向自主性、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从单一性趋向交互性三重趋势。面对瞬息万变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应该以技术解蔽为抓手赋能思政教育主体能动性建构，以自教自律为支点赋权思政教育客体实践性转向，以人文关怀为要领赋智思政教育主客体良性互动，重塑思想政治教育新型的主客体关系。

走出意识内在性的迷思——马克思“对象性”概念探赜

陈艳波, 曾君子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111-118.

摘要 ( 330 )

PDF ( 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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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哲学存在一种基于主体意识把握世界的倾向，将真理与存在纳入或归结为意识来理解，这导致了外部世界的意识化和不可知化。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正是在于，它立足现实的人与真实的世界，重新思考“对象性”这一人与世界的根本性关系，在此基础上破除了近代哲学的意识内在性。在马克思这里，“对象性”是现实的人与存在物的根本规定。作为对象性存在物，人通过感性活动对象化自身的生命力量并改造外部世界，实现自身与世界真实存在的双重确证。这种对象性关系既承认外物是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存在，又强调外物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再造生成。意识本身亦被重新诠释为“感性意识”，伴随着感性活动而历史性生成。马克思以此批判了传统哲学将世界意识化的虚妄，又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式理解，最终从意识内在性的思辨迷思走向了现实的生活世界，为理解和解决人类生存境况奠定了理论基础。

《怎样认识世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新性探索

王向清, 田春燕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119-126.

摘要 ( 166 )

PDF (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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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撰写的《怎样认识世界》曾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和推荐。此书从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了创新性的探索。一是概括了感性认识的两个新特点。感性认识日益成为理解了的经验,感性认识日益成为自觉的观察。二是深刻阐释了概念的双重作用。概念既摹写现实又规范现实,概念摹写现实和规范现实是相互渗透的,概念规范现实具有方法论的功能。三是初步揭示了思维的矛盾运动。一方面探讨了“无知”在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考察了意见的争论对人类认识发展的推进。《怎样认识世界》一书对感性认识两个新特点的概括和对概念双重作用的阐释，以及对思维矛盾运动的揭示，触及了人类认识活动的新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体现的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对哲学工作者如何从事学术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慈善组织的百年历程、主要成就与基本经验

余永和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127-141.

摘要 ( 236 )

PDF ( 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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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慈善组织历经初步探索、改组调整、全面兴起与蓬勃发展等阶段，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历史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济难会是党领导下最早成立的慈善组织。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建立，新中国成立后转型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进行了改组，后来又历经多次调整。改革开放后，社会力量踊跃参与慈善事业，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慈善组织全面兴起。新时代以来，随着民办非企业单位更名为社会服务机构，慈善组织正式形成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三足鼎立的格局。慈善组织数量大幅增加，协同发展趋势日益凸显，国际化步伐明显提速，相关法规体系也渐趋完善。慈善组织在百年历程中不仅大力开展慈善赈济活动，而且助力完成党的中心任务，成为公益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载体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慈善组织砥砺奋进的百年征程留下了宝贵的基本经验，即党的领导是发展慈善组织的根本保证，群众力量是发展慈善组织的坚实基础，自身建设是发展慈善组织的内在要求，国际合作是发展慈善组织的重要条件。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技术信任与机制构建

邬丽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142-151.

摘要 ( 308 )

PDF ( 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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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自主性和复杂性的提升，引发技术信任问题日益凸显。技术信任是委托方的主观信任，相信借助技术能达成目标的信念所产生的信任。基于风险社会理论，从信任和技术两个维度溯源技术信任本质，发现技术信任与风险存在关联。技术信任蕴含风险因素，可以塑造风险标准、促成风险共谋和催生新的权威。同时，技术信任主要存在信任技术还是人的客体定位争辩和具有二者都不可信的不确定性。然而人有追求自由的本性，尽管感受到技术信任可能导致生存风险，却依然付诸技术信任。此外，技术逐渐变得复杂、先进且难以理解，增加了风险防控的难度，而人自身的能力有限，需要技术信任来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因此，需要准确把握技术信任与风险的关系，在风险社会中构建注重价值引领、技术伦理、技术追责、风险防控和人才培养的技术信任机制，坚持以人为本的技术发展核心价值理念，在技术设计至应用的全过程嵌入技术伦理机制，动态监测技术进化路径以预防、修补漏洞和进行技术追责，多方协同防范突发性和累积性风险，以及培养人心向善的高质量德技融合人才，以引领技术向善，保障人的生存与自由。

老挝华裔贺人“多元一体”民族身份的形成

田丽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152-162.

摘要 ( 293 )

PDF (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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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贺人是历史上从中国西南边疆迁入老挝的汉与非汉华人共同体，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海外凝聚的典型。老挝民族识别和民族政策塑造贺人民族身份，地方政府在理念和实践层面都将贺人视为重要的民族成员。社会边界强化了贺人反身性的自我认同。国家在场下精英组织各分支集体展演传统文化和表达民族身份，春节“团结饭”活动呈现了贺人各分支之间、贺人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华文化、老挝主流文化和各支系传统文化相互交融，是贺人在老挝民族政策之下的生存策略和文化自觉。由此可见，老挝贺人“多元一体”的民族身份是国家建构与自我建构互动的产物，各支系在多重互动中从“自在共同体”转化为“自觉共同体”和“自为共同体”。历史上各支系交融共享的中华文化是贺人表达民族身份的基础，贺人身份建构本身传播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

环长株潭城市群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蔡沐阳, 黄郴, 夏赞才, 张平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163-176.

摘要 ( 207 )

PDF (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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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环长株潭城市群作为长江中游核心增长极，面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尖锐矛盾。厘清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对协调区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县域尺度下，整合区域差异系数、生物量因子和社会发展系数修正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模型，量化2005—2023年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动态，并结合地理探测器，解析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空间区位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持续下降，空间呈“东西高、中间低”格局。高值区集中于雪峰山、幕阜山等生态屏障区，低值区分布于长株潭核心城区。（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驱动因素中，HAI、人口密度和第一产业GDP为前三大影响因素，年均气温和坡度两因素影响显著。从交互效应来看，所有因子组合均呈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效应，尤以HAI与道路密度、年均气温的协同作用突出，揭示人类活动与自然本底的耦合放大机制。（3）社会-生态系统耦合Ostrom框架分析表明，政策与经济活动的交互通过HAI、路网扩张等途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衰减，而自然基底调节其作用强度。由此，应构建“绿心-水系-山脉”生态网络，严格管控核心区建设用地扩张；建立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的跨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推动产业绿色转型，以缓解“生态-经济”失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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