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6, Vol. 27 ›› Issue (5): 38-45.
摘要:《贵州通志•苗蛮志》(为了行文的方便,《贵州通志•苗蛮志》(乾隆)在下文一律简称“乾志”。)(乾隆)与《百苗图》两书写作的时间相近,所处社会背景相同,叙述的对象都是今贵州境内的各民族传统文化,所述内容也十分接近。不同者在于,前者是官方著述,采取的是官方立场,评议标准具有鲜明的官本位色彩,参与编修者一般未经实地查勘,大多靠摘编前人著述或凭当事人的转述材料成文,因而疏漏错讹在所难免。后者则是陈浩凭借本人的实地经历,参阅前人著述,编成的文图并茂的民族志专著。由于位卑言轻,陈浩对“乾志”的疏漏错讹和立场观点的不满,虽然多有批判和匡正,但言词委婉,手法隐讳,以至于后世研究者若不加细究,不免误以为《百苗图》仅靠摘编“乾志”成文,因而史料价值不大。本文在逐字对校两书相关记载的基础上,结合《百苗图》的附图,发现陈浩对“乾志”的批判极为严厉,所作的匡正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而要了解当时贵州各民族的实情,理应看重《百苗图》,不能偏信“乾志”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