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24, Vol. 45 ›› Issue (4): 75-83.DOI: 10.13438/j.cnki.jdxb.2024.04.008
罗彩
LUO Cai
摘要:中国文化自古就形成了以圣人为理想人格追求的传统。孟、荀以圣凡在先天人性上的同质性强调人人皆可通过后天“克己复礼”修养功夫来实现“成仁成圣”,即“圣人可学可至”。郭象吸纳了孟、荀“天生人成”的观点,但他强调圣凡在先天人性上的异质性,并将孟、荀人性论上的“圣凡一涂”转化为境界论上的“圣凡足性”,即“圣人不可学不可至”。郭象的成圣观一方面为维护当时的社会等级秩序突出“圣凡异质”下的“圣凡之分”,另一方面又强调圣凡皆可通过后天“习”之过程开显“性分”以实现各自“足性”逍遥来弱化等级之间的对立,这为当时社会秩序的重建及个人身心的安顿提供了一套理论方案。郭象的成圣观在重视后天人格养成上继承了先秦儒家重教的“内圣学”之道德理想,他与孟、荀在对主体性的认同、欲望的淡薄态度及注重内在精神的体悟等方面有契合之处,只是其在具体路径上借鉴了道家“无心”的功夫论与“齐物”以“逍遥”的境界论。整体看,郭象借鉴并发展了孟、荀的成圣观,二者之异在于“圣凡异质”与“圣凡同质”以及“凡不可成圣”与“凡可成圣”;二者之同在于都强调后天道德教化或“习”在个体追求道德生活境界及社会达至和谐稳定秩序上的重要性。